瀏覽：2478次發布時間 : 2016-09-181925年：職業教育的洪流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民族資本獲得了喘息機會，企業經濟呈現出上升趨勢。經濟的發展，需要大批職業技術勞動力，而當時的國內學校培養的技術人員遠遠滿足不了需求，根本原因在于當時國內教育在職業教育上仍然非常落后。
社會急需大量工商業人才，而學校現行教育體制根本無法造就這樣的人才，本應該乘同一條船的工商業和學校教育卻成了陌路人。“畢業于學校，失業于社會”，成了當時學生就業狀況的真實寫照。1916年，蔡元培在江蘇教育會演講《中國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濟方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教育界的一切恐慌問題，歸根結底都來自于畢業生在社會上的毫無出路。
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總需要有人來解決。黃炎培、陶行知、張謇等人，在時代洪流面前，走到了職業教育的前沿。
黃炎培在整個民國職業教育運動史上處于執牛耳之地位，民國時期最系統的職業教育思想，最廣泛的職業教育學校創辦，都是他一手締造的。1907年，黃炎培在家鄉川沙創辦了浦東中學，自任校長。該校在創辦之始就以教育學生掌握實用技能為目標。1914年，因為不愿意為江蘇督軍張勛的母親祝壽，黃炎培辭去了江蘇省教育司司長職務，深入民間考察教育現狀，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職業教育思想體系。
早在1913年，黃炎培即在《教育雜志》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一文，倡導實用主義教育，實際上奠定了其以后職業教育的思想基礎。對于當時國內教育的亂象，黃炎培在一次講話中說：
中國讀書人，頂怕用手，除掉寫字和穿衣吃飯上茅廁以外，簡直像天沒有給他生出兩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會分做兩下：一是號稱士大夫，是死讀書老不用手的；一是勞動者，是死用手老不讀書的。好罷，吾們來矯正一下。要使動手的讀書，讀書的動手。把讀書和做工兩個并起（一）家來。要使人們明了，世界文明是人類手和腦兩部分聯合產生出來的。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社會給民國教育家們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1915年，中國實業界組團考察美國，就在這個考察團中，后來成為職業教育領袖的黃炎培以隨團記者的身份出訪。在美國考察的數月里，美國教育服務社會的模式給中國考察團成員帶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黃炎培，對美國25個城市的52所各級各類學校均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在專門采訪了愛迪生之后，他對美國科技的發達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這促使考察團反思國內實業教育的陳腐和滯后，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會責任感也激發了他對國內職業教育改革的熱情。美國考察之后，他感慨萬千，深切體會到不能不以職業教育為方今之急務。此時的他，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在國內實施職業教育了。
兩年之后，黃炎培受到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和菲律賓。這次考察對于黃炎培而言，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國畢竟與美國在地緣上相距甚遠，科技嚴重滯后于美國倒也不易傷了國民自尊，日本和菲律賓則完全不同，這兩個國家都曾像中國一樣備受西方列強侵略，也都在效仿西方國家推行社會教育改革，姑且不說日本正在迅速崛起為東方強國，就連一向落后的菲律賓也能夠因為推行職業教育，社會狀況大為改觀，所謂市無游民，道無行乞，國多藏富之源，民有樂生之感。這種狀況大大刺激了民國教育家們的自尊心，職業教育改革已經成為教育家們救國圖存的良方，他們高呼“提倡愛國之根本在職業教育”，把職業教育推向全國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917年5月，由黃炎培發起、聯絡全國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張伯苓、蔣夢麟、嚴修等社會各界名流共48人，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并發表《中華職業教育宣言書》，這在學界被認為是黃炎培個人職業教育思想形成的標志。第二年，黃炎培在上海一片蔓草叢生的貧民區——陸家浜，創辦了著名的中華職業學校，把多年來形成的職業教育思想理論運用于實踐活動，提出了“勞工神圣”和“雙手萬能”的口號，黃炎培別出心裁地設計以“雙手萬能”作為該校校徽。這所職業學校實行全日制職業教育，學習課程特別強調基本職業技能的訓練，實習課程占據較大比重。中華職業學校從創辦到新中國成立前，畢業生達到八千多人，這對推動當時國的職業教育發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之后，國內掀起職業教育高潮。到1926年，中國職業教育達到了最高峰。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不久，由該社自己創辦的教育雜志《教育與職業》正式向全國發行。許多拿到這份雜志第一冊的讀者，立即被這份雜志的新鮮的封面所吸引，該雜志的封面上是一個稚嫩的孩子正在畫飯具。這幅繪畫把職業教育復雜而深刻的宗旨通俗地表達了出來：職業教育致力于解決教育與社會的脫節問題，為畢業學生就業飯碗尋找出路，力圖實現“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這也成為當時職業教育的一面旗幟。
不過，這一教育主張一度遭到誤解、扭曲。職業教育是對學生生計問題而并非傳統的仕途問題的關注，這引起封建教育衛道士們的激烈反抗。一大批思想保守者攻擊職業教育就是“啖飯教育”、“飯桶教育”，曲解這種教育的宗旨是“職業就是混飯碗”，甚至有人公然罵黃炎培是“文化之賊”。職業教育家們對菲律賓職業教育成功經驗的宣傳，更是引起國內部分人的憤恨，他們直接宣稱黃炎培等人的職業教育就是一種讓泱泱大國重新回到落后民族的“奴隸教育”。
1917年，黃炎培在《教育與職業》雜志上發表《職業教育談》一文，他指出了教育就是“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當然，這種為個人謀生并非是純粹是為了個人的茍活，而是為將來從事更遠大的社會事業做基礎：“茍并個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與言精神事業乎？而尚與言社會事業乎？”黃炎培聲稱倡導職業教育的宗旨有三：一是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二是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三是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生于亂世的教育總會背負過于沉重的救亡重任。民國的教育進入20年代，這種沉重的歷史擔當越發明顯。黃炎培試圖通過職業教育解決民眾的生存問題，不過這并非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也并非黃炎培職業教育全部所愿。他同那個時代無數的教育家一樣，不得不從一開始就背負起沉重的救亡圖存之歷史使命。遺憾的是，黃炎培的這一教育主旨常常被后人忽視。如果說黃炎培致力于解決民生問題，是對當時國內現實困境的無奈選擇，那么，“有業者樂業”則是對“無業者有業”的超越，在這個職業教育的理想王國里，黃炎培為我們描述的是國民樂于奉獻，熱愛工作的動人圖景，他們工作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是為了人生價值的提高。多年以后，黃炎培回顧為之奮斗了三十余年的職業教育生涯之時，堅稱“有業者樂業”是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
其實，早在黃炎培等人在國內大聲疾呼職業教育救國之前，眼光長遠的張謇已經開始了實業救國的探索。到了20年代國內職業教育洪流洶涌之時，張謇已經不再是孤立地創辦職業教育學校，而是形成了一個完善的西方現代職業教育的體系，從幼兒園到大學，張謇真正做到了為地方教育實現與西方現代教育的接軌，形成了一個以職業技能實用教育為主、體系完備的教育體系。
張謇的職業教育觀念非常開放，已經完全溢出了黃炎培職業教育的專業化、技能化的范疇，向文化領域滲透。由他實踐的職業教育幾乎涉及了當時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除了農、工、醫等職業學校以外，張謇先后設立法政講習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監獄學傳習所、女工傳習所、女子蠶桑講習所、伶工學社等，形成一個覆蓋極廣的實業教育體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通女工傳習所和南通博物苑。
南通女工傳習所創辦于1914年，這是一所刺繡專門學校。就在這所刺繡職業教育所開課之時，學生們很激動地看到了張謇專門聘請來主持工作的清末民初著名刺繡大師沈壽。傳習所以刺繡專業教育為主，附設編制杞柳、麥稈、織花、發網等女子職業技能訓練。除了專業技能訓練課程之外，傳習所還開設了國畫、書法、音樂、國文等文化藝術課程。此前尊奉“女子無才便是德”陳舊觀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女性，終于在勞動職業上獲得了與男人平等的地位。她們在幽靜的學校里學習、讀書，其繡品不僅銷往國內各地，在國際市場上也獲得了很好的聲譽。國外的富商為了收購這一中國傳統工藝作品，常常不惜重金。據說，沈壽的丈夫余覺在1915年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后，曾對著名畫家顏文梁說，國外準備訂購40萬美元的繡品。這個職業學校創辦的價值，在于不僅教授了女工就業的技能，更傳承了傳統文化，將職業技能的范圍擴大到了文化傳承的保護，這種眼光絕不是一般實業家、職業教育家所能企及的。
職業教育在20年代教育界的影響力，學界一度認為，中國近現代各種教育思想在實際上之影響，無有出乎職業教育思想之外者。不幸的是，混亂的政局、凋敝的經濟、腐朽的制度，嚴重制約了當時職業教育的發展。在經歷了風風火火的20年代中期以后，職業教育在登峰造極的1926年開始盛極而衰。到了后期，中華職業學校的畢業生連黃炎培親自出面做工作，能找到工作的也僅五六人。
同樣，張謇為了創辦職業教育，也耗盡家財、負債累累。1925年，張謇及其兄弟為此花費的白銀高達三百五十多萬銀元，占據了其企業資產的七分之一，而張謇因此負債近九十萬元。一生節約勤儉的張謇，終于在1926年走完了輝煌而艱難的人生之路，身無分文、清白地離開人間。“文革”期間，南通市造反派以“破四舊”為名，掘開張謇墓地。這位生前創辦中國近代第一工業的顯赫人物，陪葬品卻只有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另有兩個裝著張謇胎發和牙齒的金屬小盒。張謇的親屬墓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值錢的陪葬物品。致力于解決就業問題的職業學校，最終淪落到無職業可做，此時的民國職業教育已經走到了末路。
黃炎培、張謇等人職業教育救國的思想，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這樣一個歷史典故：當年曾國藩帶領軍隊和太平軍在南京作戰，在燕子磯視察的時候，他手下的一位將軍看見沿著長江逆流而上的外國輪船，大叫一聲“這個世界真的變了”，就立刻昏厥倒地。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感慨，在昏庸腐敗的清朝政府中居然還有人眼光如此敏銳。事實上，整個20世紀20年代職業教育的領袖黃炎培、張謇，也早早地感覺到“這個世界真的變了”，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堅定地推行了職業教育。
從黃炎培倡導職業教育，到今天已近百年，職業教育致力于解決的社會與教育之間脫節的鴻溝也在逐漸縫合，但是，傷口的縫合仍然會有陣痛，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也不得不面臨“人才過剩”與“人才短缺”同時并存的尷尬。究其原因，我們的教育仍然存在著“社會是社會，教育是教育”的弊病。
（摘自《亂世猶聞讀書聲：中國教育1912-1937》，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