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走出瞞和騙的大澤”、“掀掉這人肉的筵宴”、“結束奴隸時代”——這就是魯迅給“現在的青年”所提出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
許廣平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魯迅和青年們》，講了許多魯迅與各色各樣的青年交往的故事。讀了以后，不能不為魯迅博大、無私的愛所感動；但看到魯迅在某些遠為精明的青年面前表現出來的傻氣，卻也忍不住掩卷長嘆。許廣平說，她一想到魯迅為青年人“一點一點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無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還是許廣平說得好：“先生的工作，求其盡心，而從不想到對方的態度。他認為他的工作不是對個人是為社會服務。辛勤的農夫，會因為孺子棄飯滿地而不耕作嗎？先生就是這樣的。”魯迅終生在履行著他在“五四”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承擔——
……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我看來，魯迅與青年的關系中，所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
當然，“魯迅與青年們”這個題目下的文章，是應該由本書的讀者自己來做的。這一講的主要任務，是和今天的年輕讀者一起來聆聽魯迅對他那個時代的青年人所說的話。
一
我們先一起來讀兩篇文章：收入《華蓋集》的《導師》與收入《三閑集》的《魯迅譯著書目》。 《導師》一開頭即對“青年”做了具體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這里，列舉了各種類型的青年，我以為是一個事實陳述，并不含價值判斷；只是有一點區別：大概睡著、昏著、躺著、玩著的青年與魯迅沒有多大關系，或者說，他們對魯迅并無興趣，魯迅也擔心如果真把他們喚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們。因此，我們講“魯迅與青年”主要是討論魯迅與“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的關系；我曾經說過，“在中國，凡是愿意、并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們中間的年輕人，只要他們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學和中學以上程度），他們一有機會讀魯迅原著，就會對他產生興趣，并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魯迅”，講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但魯迅說，這樣的“要前進的青年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這是真的，許多年輕人對魯迅有興趣，大概也是將他視為“導師”。而且這還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長時間內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傳統”：很多知識分子都熱衷于充當青年人的“導師”。比如胡適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像他這樣的精英，是負有“指導”國家、社會的歷史重任的，這其實就是充當中國傳統的“國師”、“王者師”；自然也就理所當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導師”。魯迅在下文批評說，有些“導師”“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適在內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適當年大喊：“干，干，干！”（見其《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現在又說“救國必先求學”，號召青年“進研究室”，這也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作為個人這樣變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導師”，要“指導青年”，年輕人就麻煩了：當年倘真的買了手槍“干”起來，現在又得“深悔前非”，豈不成了“傻子”？魯迅在《導師》里所要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導師”并不可靠，“凡自以為識路者”，其實是“灰色可掬”，“老態可掬”，“圓穩而已”，哪里識什么路？這是一個極簡單的道理：“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于還在做導師”。——魯迅倒是經常公開承認：“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至今有時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因此，魯迅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 為避免誤解，魯迅又說：“我并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這里，說的也是大白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不過是“能說話”、“能動筆”而已，希望他們（或者他們希望自己）充當指路的“導師”，就等于要他們去“打拳”。因此，覺醒的青年要尋導師（包括以魯迅自己為導師）是“永遠尋不到”，而且是“自己錯”了，本身就是沒有完全覺醒的表現。 而且魯迅還要說一句“煞風景”的話：“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徹底地說：“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這是典型的魯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話（把某些人當作“導師”本身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神話”），也包括自我的“神話”，這樣才能真正地正視現實，永遠保持不斷尋求、探索的狀態，有了這樣的覺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這就引出了最后的結論——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聯合起來”，自己尋路，開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對“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尤其要保持警惕。——這就是魯迅給年輕人的最重要的告誡。 拒絕充當“導師”。——這也是魯迅與青年關系的一個基本點。 但也還有另外一面。這是他在《魯迅譯著書目》中提出的。文章談到了他“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并且流露出了少有的“備覺清凄”之感。魯迅回顧說：“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對別人的（首先是許多無名的青年們的——引者注）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并且毫不懷著有所利用的意思”，而且“我那時卻每日必須將八小時為生活而出賣，用在譯作和校對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沒有休息”。如許廣平所說，如此“拼命幫人”，實在是“傻氣可掬”。但魯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這樣為青年“陸續用去了的生命”，在一些“進步的青年”眼里，卻成了“應該從嚴發落的罪惡”，其中的一位（高長虹）竟然宣布魯迅是青年作者的“絆腳石”！如魯迅所分析，這些自命不凡的年輕人“言太夸則實難副，志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只能得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腳石’了”。——可嘆的是，這樣的青年竟也是代代相傳，不僅在20世紀３０年代，又有創造社、太陽社的“才子”出來要“打倒”魯迅，直到９０年代（在魯迅離世六十年后）還有一批文壇“新秀”氣勢洶洶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連用詞也如此相似！ 應該說，這來自年輕人的打擊，對于魯迅，是近乎殘酷的。如他自己所說，“我先前何嘗不是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甚至視我為“血的債主，臨走時還要打殺我”，這就“太過”了。這是魯迅的一個原則：犧牲是可以的，“廢物”也無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要想占有，“是不行的”。這就是說，自我的獨立，是一條底線，是絕對不能犧牲與讓步的。因此，就有了《魯迅譯著書目》這篇文章中，“以誠懇的心”，對年輕一代所進的“一個苦口的忠告”—— 不要只用力于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才好。 這里，所討論的是前人與后人、年長者與年輕人的關系。首先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殺別個”。在人類發展的鏈條上，各代人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他們都是按照歷史對他們的要求，在歷史提供的范圍內，做出這一代人生存方式的歷史選擇，從而獲得自己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因此，各代人的既具有歷史合理性，又具有歷史局限性的選擇，都應該受到尊重。年長一代固然沒有權利因為自己年紀大、有經驗、有地位而輕易“抹殺”青年，年輕一代也同樣沒有權利因為自己年紀輕、思想新，而輕易“抹殺”老一代。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不但剛剛學步的年輕一代在處于成熟期的年長者的眼里是“幼稚和淺薄”的，而且先驅者在后來者眼里也是“淺陋”的；無論年輕一代的“幼稚和淺薄”，還是老一代的“淺陋”，都應該得到寬容和諒解，因為他們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難以避免的局限，而且沒有這樣的局限，各代人都將會同時失去自己存在的價值。在魯迅看來，惟有建筑在這種心理上的、絕對平等基礎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兩代人之間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愛的關系。而年輕一代也只有在尊重與理解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地“生長”起來，最終“跨過”那站著的前人，前人也在這被超越中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魯迅所期待的他和年輕一代的關系，就像他的老師章太炎當年對自己那樣，是一種“若朋友然”的關系。——是兩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之間的平等的交往，而且是相互支持，既是給予者，又同時是受者。 二
在《魯迅譯著書目》最后，魯迅說了一句話：“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絕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將來的”。他顯然是將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的。而他對年輕一代的期待最集中地體現在我們已經讀過的《燈下漫筆》每一則最后的一句話——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借用本書第十、十一、十二講的概括，“走出瞞和騙的大澤”、“掀掉這人肉的筵宴”、“結束奴隸時代”——這就是魯迅給“現在的青年”所提出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 但魯迅又說：“從此到那的道路”，我是不知道的。單知道一點：“無須反顧”，要不斷地往前“走”，不斷地“尋求”。他也愿意和青年一起尋求。 但魯迅又自慰自己還有點“記性”，保留了許多記憶，可以將“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出的歷史的經驗，奉獻給現在以及將來的年輕人。這幾乎是他惟一能做的，也是魯迅思想中特別有價值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看：這是怎樣的血的經驗。 在１９２５年“五卅慘案”之后，魯迅寫了一系列的文章，總結經驗，對年輕一代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我們就從這里說起。 這是魯迅在《忽然想到》之十里的一段話。他指出，“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是“數倍于別國的青年”的，“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飄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魯迅由此而提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思想—— 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于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斗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 這里提出的中國的“抗拒，改革”的長期性，必須經歷幾代人的“奮斗”的思想，是建立在對中國問題的特殊復雜性、艱巨性的清醒認識基礎上的；從魯迅說這話的１９２５年到現在，已經經過了近八十年的奮斗（遠遠超過了魯迅說的起碼“奮斗三十年”的時間），但距離當初的目標也還依然遙遠，恐怕真的還要“再一代，二代……”地奮斗下去。我們也終于明白，魯迅當年所說的“現在青年的使命”——“走出瞞和騙的大澤”、“掀掉這人肉的筵宴”、“結束奴隸時代”，是一個長期奮斗的戰略目標，也依然是今天的青年的使命，而且很有可能是以后很多代的中國青年的使命。如果說魯迅時代的青年開始了這樣的奮斗，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堅持”下去，敢于面對新的問題，做出新的“抗拒，改革，奮斗”，并且把這樣的奮斗精神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正是出于這樣的“長期奮斗”的戰略思想，魯迅提倡一種“韌性戰斗”的精神。他因此批評“真誠的學生們”的“一個頗大的錯誤”：“開首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于動彈了。”針對這樣的“五分鐘熱”，魯迅告誡青年—— 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后”。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后，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魯迅在很多文章里，都反復申說這一點—— 無論愛什么，——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但太覺疲勞時，也無妨休息一會罷；但休息之后，就再來一回罷，而且兩回，三回……。血書，章程，請愿，講學，哭，電報，開會，挽聯，演說，神經衰弱，則一切無用。 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 沒有呻吟、嘆息與哀求，也沒有無用的請愿、開會……，卻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鍥而不舍”的、持續的、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韌性戰斗，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魯迅因此提倡“壕塹戰”。—— 對于社會的戰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么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所謂“壕塹戰”有兩個要點。首先是要懂得并善于保護自己。這背后有兩個理念。一是深知“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買賣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尸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么大的損失”，“不肯虛擲生命”，正是為了準備長期的戰斗。其二還要深知自己的對手：“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中國鬼魅正多，處處是陰謀詭計，“必須時刻防備”，“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脫掉衣服，但上陣要穿甲”，赤膊上陣是要吃大虧的。因此，魯迅說：“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圣嘆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 還要講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協，走迂回的路，做到有勇有謀。有這樣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輕的木刻藝術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魯迅的指導；魯迅給他們提供的意見是—— 新文藝之在太原，還在開墾時代，作品似以淺顯為宜，也不要激烈，這是必須察看環境和時候的。別處不明情形，或者要評為灰色也難說，但可以置之不理，萬勿貪一種虛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戰斗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沖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 魯迅的話，也說得非常“淺顯”而實在，但背后卻有慘痛的歷史教訓：中國這個民族，要么不思反抗，總是得過且過；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趨于極端，“專一沖鋒，而反遭覆滅”，這樣的歷史是不能再重演了。 三
“五卅”運動中，有一個口號：“到民間去”，引起了魯迅的注意與深思。 魯迅是理解這樣做的必要的，因為他深知青年學生“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游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而在魯迅看來，促進民眾的覺醒，以及中國基層社會的變革，正是中國的改革事業的基礎性的工作。對此，他在20世紀３０年代所寫的一篇題為《習慣與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闡述—— 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 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在同一時期的一篇演講里，魯迅也向大學生發出這樣的忠告：“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他說，這樣的“平常話”也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后”才知道的。 也就是說，無論從中國的改革的全局，還是從青年自身的健全發展，魯迅都是鼓勵青年“到民間去”，關注社會的實際問題的。 但魯迅提醒年輕人：真實的民間與想象中的“我們的‘民間’”是不一樣的；“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也是不一樣的。而“將這經歷牢牢記住”，“就許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這提醒無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里、從書本中形成的對中國民間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獲得正視現實“黑暗的勇猛和毅力”，才會有“新的生命”與新的希望。 魯迅還提醒“到民間去”的年輕人：要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民間蘊蓄得“已經夠多”的“怨憤”情緒。這“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其正義性與應該給予同情，都是毋庸懷疑的；但魯迅深知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所以他同時又憂慮著怨憤沒有導致“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他說：“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么呢？”而“歷史指示我們，遭殃的不是什么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魯迅因此對“點火的青年”提出希望—— 對于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余，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于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于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這也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歷史教訓”。 四
魯迅還號召年輕人要甘于當“泥土”。 這是他在“五四”以后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上的一篇演講中提出的。——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將“五四”以后，胡適對青年學生的演講與魯迅的演講做一番比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胡適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１連續兩年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一再表示：“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面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必須造成像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發生巨大的影響”，“要造成有實力的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這才是我們理想的目的”。這里貫穿著胡適的“精英教育”思想，他顯然要引導青年學生去做對國家、人民負有指導責任的、“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 但魯迅所提出的問題是：“未有天才之前”。——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魯迅是針對胡適而言的，而且魯迅也沒有否認“天才”本身；但他確實提出了與胡適不同的思路，他強調—— 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魯迅對民眾的“泥土”作用的重視，與我們前文所講的“到民間去”的思想，以及在第十三講所論及的魯迅的平民立場與自我定位都是相一致的：魯迅的眼光始終是“向下”的。 我們在這里要著重討論的，是魯迅對青年的期待——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這里也貫穿著一種“泥土教育”意識：強調“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有“天賦”的少數人才能做的；強調“切近”的人生選擇，而不是高遠的難以實現的目標；強調與作為“泥土”的普通民眾的親近與血肉聯系，而且自己也要做“泥土”。 由此形成了所謂“泥土”精神。魯迅說了兩條，一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這是新時代的泥土，是為新的時代精神所滲透的，因而能夠成為真正的社會改革的基礎。其次，“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這里顯示的“不怕做小事業”的堅實、堅韌，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精神，是典型的魯迅精神，也是魯迅在以后的著作、通信中，一再強調的，不妨再抄錄一些——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并沒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園。 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直到離世前魯迅還在給一位年輕作家的信中寫道—— 中國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這種工人很少，我又年紀較老，體力不濟起來，卻是一件憾事。 可以說，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現實人物的評價，魯迅都是對具有“泥土”精神的實實在在的人情有獨鐘，這其實已經構成了一個精神傳統，魯迅顯然希望年輕一代能夠延續這樣的精神譜系。 因此，我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講里魯迅對“泥土”的作用與價值的評價——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魯迅很少用大詞，這里的“偉大”二字就有一種特殊的分量。
五
這是魯迅的一段名言——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這里所提出的“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命題，其實也是魯迅倡導的前述“泥土”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魯迅在《兩地書》里，與當時還是他的學生的許廣平討論得最多的也是這個話題——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于“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所謂“希望將來”，不過是自慰——或者簡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謂“隨順現在”者也一樣。
魯迅這里批判的，是對“現在”（現實）的兩種態度。首先是逃避現在，即制造關于“過去”與“將來”的種種神話，不過是“自欺”：將被美化、理想化的“過去”或“將來”作為逃避現實困苦的精神避難所，遠離現實風浪的避風港。從另一面說，也是用“過去”與“將來”扼殺“現在”，魯迅稱之為“現在的屠殺者”。
因此，魯迅所提倡的“執著現在，執著地上”，就是一個“敢于正視現實”的精神，也就是要正視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生活在“現在的地上”的人的生存困境。這樣的困境又有兩個層面：首先是現實的生存苦難，這在現在中國人是特別深重的，因此，魯迅提出要“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同時，這也是人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魯迅曾說，“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其實是釘在人的棺材上的三個釘子，是會將人“釘死”的。這就是說，“此在”的生命永遠也不可能是“普遍，永久，完全”的，如果硬要在現實人生去實現這種“普遍，永久，完全”，結果反而會扼殺人的真實的生命。因此，魯迅要我們正視：此岸世界、“現在”的生命，任何時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存在。這是生活的常態，人只能正視這一現實的生存狀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選擇，努力與追求，不能一不如意，一看到缺陷、弊端就逃避，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種種“神話”的實現上。
這里還需要強調一點：魯迅否定的是“普遍，完全，永久”的此岸性、當下性，但他并沒有否定“普遍，完全，永久”本身，早在２０ 世紀初，他就提出過“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理想。他實際上是把這種至善至美性作為彼岸世界的終極目標，可以不斷趨近，卻永遠達不到，是作為人的一種理想、一種追求存在的。所以不能把魯迅的“執著現在”理解為沒有理想，沒有終極關懷，可以說他是懷著對彼岸世界的理想來執著現在的：我們在第八講中已經談到，魯迅早在２０ 世紀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追求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理想；在２０ 世紀３０ 年代他又把這樣的“立人”理想發展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的理想。正是在這樣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魯迅才對現實中的黑暗——一切壓制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奴役現象，一切剝奪普通民眾的支配自己命運的權利的反動勢力，采取了不妥協的態度。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么魯迅在引導青年“執著現在”時，同時要強調，這絕不是“隨順現在”。正視現實的黑暗，絕不意味著對現實的黑暗采取容忍的態度，以致“隨順”，被其同化，最終自己也成為黑暗的一個部分；而應該不滿，做絕望的反抗，并致力于對現實的改造。魯迅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魯迅的“執著現在，執著地上”，還有一個重要含義，即是要始終把眼光集注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這是我們的根，我們的立足點；要將“現在的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作為我們的一切思考，一切奮斗的出發點與歸宿。“眼光”放在哪里，這是一個不可小看的問題。魯迅在一次對大學生的演講中，曾經感嘆說：“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恰恰忽略了現實中國社會。還有許多人眼光只是向著外國，或者向著中國古代，也恰恰遺忘了“現在中國”。向外國與中國古代的借鑒當然是必要的、重要的，魯迅早就提出過“拿來主義”的主張，但借鑒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在中國”的問題，是為了自己的創造。如果把自己的思考、研究，變成外國思想與古代思想（即使是最輝煌的思想）的簡單搬弄，而沒有現在中國問題意識，缺少創造性，特別是原創性，其意義和價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魯迅一生致力于“現在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改造”，他之強調“執著現在，執著地上”正是為此；他期待年輕一代也能走上這條道路——一條充滿曲折的不歸路。
六
但年輕一代，特別是青年學生還處在受教育的人生準備階段。“如何讀書與寫作”就是一個大問題。魯迅也留下了許多寶貴意見。 我們一起來讀魯迅的《讀書雜談》，這是他１９２７年７ 月１６ 日在廣州知用中學的一篇演講。既是“雜談”，涉及面自然會很廣，這里想強調幾個要點。 魯迅首先區分了“職業的讀書”與“嗜好的讀書”，而他主要討論與提倡的是后者。他強調，這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系”的閱讀。他打了一個很獨特的比方—— 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于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乍一看，魯迅把如此“神圣”的讀書，與人所不恥（至少是上不了“臺盤”）的賭博聯在一起，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但仔細一想，卻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深刻的體認，我甚至認為這是一個經典比喻，是道破了讀書的真諦的：讀書本質上就是一種“游戲”，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讀書，不僅在讀“書”，而在“讀”中所達到的“境界”，只要進去了，就會感到無窮的樂趣。 因此，魯迅提倡一種“隨便翻翻”式的閱讀：“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隨便翻翻”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讀閑書”，什么書都讀，“開卷有益”就是。“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賬簿，每天寫著‘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醬油一文’，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吃夠一家；看一本舊歷本，寫著‘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這么多的禁忌。”“講扶乩的書，講婊子的書，倘有機會遇見，不要皺起眉頭，顯示憎厭之狀，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魯迅由此而提出“比較的閱讀法”：“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法子”，“我看現在的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么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所謂“真金”，就是原著，特別是經典作家的原著，一讀經典原著，就知道許多所謂“注經”之作是如何荒謬了。 這里已經涉及“讀什么書”的問題。魯迅在《讀書雜談》里，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１９３６年，魯迅還在一封寫給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專看文學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學青年，往往厭惡數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無足重輕，后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開科學，一味鉆在文學里。 這也是魯迅的經驗之談。魯迅是學醫出身，轉而從文，他的知識結構中體現著一種文、理的交融。就像我們在本書的第八講里所說到的那樣，他在年輕時候就對文學與科學都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就為他以后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廣闊的視野，奠定了寬厚的基礎。因此，魯迅所說讀一點課外的書，不僅是為了擴大知識面，更可以提高每一個人的文化教養、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在《讀書雜談》的結尾，魯迅對學生們還有兩點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讀書時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華的話說，不能讓自己的“腦子給別人跑馬”，讀書的結果如果是使自己變成“書櫥”，那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但如果只是讀書，即使能夠思索，也還“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魯迅的最后一句話是—— 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關于寫作，魯迅說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雜志社問》里所說的幾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寫完以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就曾被毛澤東所引用，作為“反對黨八股”的有力武器。我們這里主要讀兩篇：《無聲的中國》與《作文秘訣》。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一篇演講。他提出了兩條基本的寫作原則。首先是——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這看起來是一個起碼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卻并不容易。魯迅說：“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文化上來講，現代中國人面臨著兩個強勢文化，一是古人所創造的文化，一是外國人所創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夠的文化消化力與創造力，就很有可能被這兩種文化所俘虜，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國人的思維去想問題，按照古人或外國人的表達方式去說話、寫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美國人、法國人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處于魯迅所說的“被描寫”的狀態，即讓別人（古人、外國人，或某個意識形態權威）來代表自己，用別人的話來描寫自己。這樣的中國，看似有聲，其實是“無聲”的。 于是，魯迅發出了這樣的召喚——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這里所提出的是另一個重要的寫作原則：“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我們在第十講《走出瞞和騙的大澤》已有詳盡的討論，就不再多說。需要補充介紹的是《作文秘訣》所說的“白描”的十二字訣—— 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 這不僅是作文的秘訣，更是做人的秘訣：魯迅的思考最后歸結點依然是“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