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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說，有兩種東西是無限的，一是宇宙，一是人類的愚蠢，不過對前者我沒什么把握。日本歷史學家堀田江理（Eri Hotta）這本《日本1941：導向深淵的決策》講述的歷史，真是應了愛因斯坦這句話，它以起居注般細致入微的史料，重現了1941年4月到12月這八個月里日本軍政當局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愚蠢過程，其中不少細節足以讓讀者瞠目結舌。
1868年，日本開啟現代化高速轉型的明治維新時代；1889年，日本頒布帝國憲法，成為亞洲第一個成文憲法國家。1894年，日清戰爭中打敗清朝，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國；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殲滅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日本再躍而為世界強國；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搶占了德國在華利益（巴黎和會上歸還了部分）。國際爭端中屢獲巨大成功，催生了日本濃重的霸權意識，當局仿效歐洲的帝國主義風格，就像笑話里的笨裁縫學徒，連樣衣上的補丁都老老實實照抄下來。日本從此開始了全面稱霸亞洲的國家戰略，從日清戰爭中收獲的臺灣和朝鮮殖民地，早已不能滿足它；然而，侵華以及全面占領中國，甚至向北與蘇聯為敵，向南覬覦英法荷殖民地、試圖搶奪東南亞資源并控制太平洋重要航道、與法西斯德意結盟，損害英美等國在遠東的利益，……這一切都招致了英美的強烈反感。
因為侵華戰爭，美國從1938年開始，就對日本相繼實施了各種制裁，包括飛機零部件的“道義禁運”（1938年7月1日）、禁止出口工業設備（1939年6月4日）、嚴控金屬、航空燃油和潤滑油的對日出口（1940年7月底）、禁止出口鋼鐵和廢鐵（1940年10月16日），尤其在1941年7月28日日本占領法屬印度支那之后，美國立刻凍結了日本在美國內的所有財產，包括實行石油禁運，隨后英國和荷蘭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日本由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資源困境。
入侵中國東北后不到六年，1937年7月7日，日軍全面入侵中國。然而，軍部所謂中國三個月投降的如意算盤算珠灑地，到1941年下半年，日本陷在這個巨大的泥坑里已將近四年半。久拖不決的戰事、與德意結盟，給日本帶來了多重危機：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能源匱乏（“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軍用，日本國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飯、取暖；甚至公共汽車也依靠木炭提供動力”頁7）、戰略物資的來源岌岌可危（“1940年，日本93%的石油來自美國”頁8）、國民生活日益困苦——《深淵》引用了世情作家永井荷風的戰時日記，“我已經有好幾天沒見過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買不到，大伙都感到很憂慮。”。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日本如伊索寓言中那只與水牛比拼肚皮而自吹自爆的青蛙，迅速自我膨脹，迅速走向末日。《深淵》從這里進入歷史敘事，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說：
“與公認觀點不同的是，本書認為，日本領導人其實認識到發動這場戰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后果（當時，日本企劃院估計美國的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個月里，日本領導人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決。”
《日本1941》
確實，即使不了解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具體決策過程細節，一個普通人只要頭腦正常，都能判斷此時挑起與美國的戰爭是多么愚蠢，更何況掌握了帝國全面資訊的當局者。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報告了一組數據：
“1940年，……美國的石油產量
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塊9倍，鋁7倍。再加上其他產品，比如，煤炭、汞、鋅和鉛，美國的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陸軍的估計為20倍）。”
按理說，看到這樣的數據對比，任何一個有著基本常識的政府，都會打消發動戰爭的念頭，那么日本政府為什么還會作出愚蠢和錯誤的決定？《深淵》要解答的就是這個問題，也是讀者震感強烈的原因：它展示了人類歷史上其實十分常見的一種現象，即當國家操控在一群既無無理性也無擔當、只會抱團在豪言壯語里虛張聲勢的軍政官僚手中時，人民將會罹受什么樣的深災巨劫。
《深淵》全書正是圍繞著這一主題組織史料，史料的起訖時間主要集中于1941年4——12月這八個月間。在走向毀滅的這八個月之前，由于軍部尤其是陸軍的長期不斷坐大，文官政府要將日本這首巨艦從命運的危險海域里掉頭已經非常困難。
《深淵》涉及的日本軍政要人，包括裕仁天皇、木戶幸一（內大臣）、近衛文麿（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陸軍大臣、內閣總理大臣）、松岡洋右（外務大臣）、豐田貞次郎（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外務大臣）、及川古志郎（海軍大臣）、永野修身（海軍軍令部總長）、來棲三郎（最后赴美談判的外交特使）、野村吉三郎（日本最后一任駐美大使）、山本五十六（海軍次長、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等，作者通過史料，對這些人物在八個月間的所言所行描繪出一副日本愚政責任人的群像。
西園寺公望是曇花一現的大正民主時代最后一位元老，近衛文?雖是他門生，但因偏向德國法西斯而反對議會民主，與主張自由民主以及國際道義的西園寺漸行漸遠。西園寺不僅曾為此“勃然大怒”，甚至不支持近衛的第二屆內閣。據歷史學家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考證，早在近衛文?第一屆組閣時，西園寺公望即認為他性格懦弱，為了獲得支持不惜屈意迎合，組閣后必定會被軍部牽制，而置國家于險境，以至于作為元老對來自皇室的咨詢連形式上的奉答都拒不作出，其失望之心可想而知。事態發展果如西園寺判斷，近衛文?1937年第一屆內閣上臺后一個月，就爆發了“7.7事變”。他的這一屆終止于1939年1月5日的內閣總辭，自稱厭倦了作軍方的傀儡。1940年7月22日，近衛第二次組閣；二個月后，簽署了德意日三國同盟協定；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贊會，禁止其他政黨，開啟集權的法西斯體制，即所謂“新體制運動”，給了日本政黨政治最后一擊；一個多月后，西園寺去世，近衛文?從此更無顧忌。第二屆組閣后，近衛內閣在日美關系惡化的道路上加速行進，1941年7月18日，為了擺脫跋扈而張揚的外相松岡洋右，近衛內閣總辭后重組第三屆內閣，其他大臣原封不動，只將外務大臣換成豐田貞次郎。
美日關系走向不可救藥的敵對狀態，正是發生在近衛文?的第二、三屆內閣期間，而近衛第一屆內閣留下的侵華爛攤子，在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三屆內閣領導下，也都未能解決。“近衛文麿魯莽而極權的領導方式對日本的國際地位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也讓軍隊對政府的影響力達到頂峰。”雖然，“近衛領導下的日本仍在努力從中國戰場脫身”，第二屆內閣時，“他希望結束這場沖突”。這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以及由此帶來的中日兩國的災難，可以說是近衛個人性格與他的政治觀念、政治才能疊加的惡果。伊恩·克肖在其名著《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10個決策》認為，“如果他（近衛文麿）天真到以為自己能用權力手腕來克服軍部的反對，那他太低估了這些年陸海軍對日本權力體系各個層級的滲透與控制的程度。”但問題在于，近衛文?恰恰不具備這種杰出政治家所應具備的當機立斷性格——且不論之前已破獲兩起針對近衛的民族主義刺殺陰謀。近衛文?既沒有當首相的愿望，也沒有首相所需要的杰出政治才能，近衛當上首相純粹是因為他是風度優雅的貴族、政治觀念厭惡多黨制親法西斯、性格優柔寡斷（“想取悅每個人，但無法堅持特定的政治綱領”頁38）——既然首相沒有擔當，這文官政府被軍部拖著走也就順理成章，“他的個人魅力使日本民眾看不到其中潛伏的危險。”
第二、三屆的近衛內閣延續了之前的風格，“與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轍：既優柔寡斷又魯莽沖動。他總是在需要當機立斷時猶豫不決，卻又在需要謹慎小心時行事沖動。”侵華泥淖擴展為太平洋深淵并不意外。早在1940年10月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近衛就威脅美國說，“假如美國有意誤解日、德、意三國的真正意圖……繼續其挑釁行徑，我們除了開戰別無選擇。”這種無意義的強硬，除了制造無謂的外交敵意，全無用處，毫無懸念，隨后的六個月里，美日關系不但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而且進入越來越糟糕的狀態。即使經過民間外交的努力，1941年4月18日，從美國方面傳來和談可能的好消息之后，猶猶豫豫、毫無主見的近衛內閣卻對此既不珍惜，也不下功夫了解它并非美國的主動示好，傲慢與不必要的矜持將這一束希望的光芒拖滅了。直到最后，身為首相的近衛也沒有能夠有半點擔當，即使他試圖阻止戰爭卻又無力阻止戰爭時，依然是辭職撂挑子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否決東條英機的意見，作出首相應當作出的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撤軍的決定。
近衛內閣中最熱衷叫囂戰爭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內心并不認為美日開戰日本會贏，但面對大眾和西方，他必須表現出強硬立場，在他看來，這既是國家的體面，也是他自己獲取榮譽的捷徑。當日美進行最后的談判時，日本依然在東條英機的主持下繼續備戰，這讓美國極其惱火，談判因此更加艱難；但是，在東條英機為了避戰建議近衛內閣辭職后，卻力薦反戰的皇室自由派東久邇宮稔彥王繼任首相；東條英機自己應召繼任首相后，組閣時甚至特意選擇了三位反戰大臣——大藏大臣賀屋興宣、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外務大臣東鄉茂德，這三位位置特別重要的內閣大臣，讓人一看就像個和平內閣；東條內閣上任伊始，就一輪又一輪地重新討論9月6日決議——這是經過天皇批準的所謂和談最后期限為10月15日以及和談不成即開戰的內閣決議，其觀點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不定，而此前，這份決議是他拿來折磨近衛的主要武器之一。而到了11月1日，就像半個多月前近衛勸說他反戰一樣，東條勸說參謀總長杉山元放棄戰爭主張，然而，他也遭遇了與近衛相同的結果：勸說被拒絕。
1882年，29歲的明治天皇頒布了一份日后改變日本國運的文件，就是《軍人敕諭》。敕諭要求軍人無條件效忠天皇，它鋪就了直至二戰結束時的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日本軍部的勢力坐大，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在1889年的明治憲法加持下，制度意義上，日本逐漸形成了丸山真男所謂“天皇制下的無責任體系”，具體表現為“回避決斷主體（責任的歸屬）明確化，傾向于‘互相依賴’的曖昧行為關系的方式”（丸山真男語）。于是，軍部的強勢一旦成為主流，文官政府就只能跟著走，即使他們想要和平，也會在軍部制造的戰狼民意和少壯軍官恐怖主義刺殺氛圍中被遏制。
這種現象可謂貫穿了日本從1931年到1941年這十年間所有關乎國運的重大決策過程。東條英機刻板地遵守《軍人敕諭》，他滑回到主戰立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認為撤軍無法告慰中國戰場上犧牲的官兵，他不肯為了避免日美開戰放棄與德意的聯盟是因為覺得這樣做背信棄義；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最后時刻實際上并沒有那么想要開戰的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主戰的主要目的是為海軍謀取部門利益；參謀總長杉山元不肯放棄戰爭主張的主因居然是擔心海軍不用作戰卻可以獲得巨大的資源；傾向于開明的國際自由主義觀念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最初原本是反戰的，也被曖昧虛假的主流拖成了偷襲珍珠港事件的策劃者；認為物資根本無法支持戰爭的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認為自己無法阻止戰爭而成了主戰派；甚至連入閣條件是東條反戰的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最后也被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王親王說服，并且因為海軍獲得巨大軍事資源而轉為同意開戰；東條內閣中最反戰的外相東鄉茂德最后在精疲力盡中意志消沉；而東鄉派往華盛頓的外交特使來棲三郎一片赤誠的和平心愿僅僅成了日本軍政兩界加緊侵略備戰的煙幕彈……最后，當高層決策者人人都明知日本不是美國的軍事對手時，成為主流的是如此奇怪的聲音：現在海軍軍力比美國稍強，開戰還有獲勝的可能，要開戰就得趁早。在這個“天皇制下的無責任體系”中，出于天皇不否決內閣決議的慣例，即使裕仁天皇對開戰充滿疑惑，也不敢違例阻止——此刻，他認為戰爭機器已經啟動，而日本的軍政要員們內心里都在等待天皇下令取消戰爭決議。
1941年12月8日凌晨1:30—5:30，在四個小時的空襲中，日本帝國海軍偷襲美國駐守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對后者造成重創，死傷2400人，但仿佛是個隱喻，美國的航母不在港內，躲過一劫。四年后，日本在本土重要城市遭到地毯式轟炸，還遭到兩顆原子彈轟炸，之后，無條件投降。
一場生靈涂炭、關乎世界命運的戰爭居然就是這樣爆發的。
堀田江理在書中指出，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悲劇，是因為“日本政府的內在根本問題在整個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領導人盡管偶爾表示反對，但他們還是沒有足夠的意念、欲望或勇氣來阻擋戰爭洪流。”
《深淵》澄清了長期以來一些普遍的認識誤區：
一．當年日本軍政高層的決策體制并不是獨裁制，作者給出的史料有助于清晰地說明這一點，并且能夠與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相互印證。
二．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軍政體制，在決策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天皇制下的無責任體系”造成了日本官僚制嚴重削蝕了政治家的能力，將軍政精英們變成了一群沒有勇氣反對錯誤政策的期期艾艾之徒，將軍政高層集團變成了無頭蒼蠅般的烏合之眾。
三．軍國主義綁架了所有日本人，它不僅綁架了人民，讓他們成為炮灰，還把他們基本上變成了心甘情愿的炮灰；它還綁架了血氣方剛卻無腦的少壯軍官，他們的恐怖主義導致了更為嚴重的軍國主義肅殺氛圍；它甚至綁架了軍政精英，使得他們變成懦夫群體，敢于反戰的人鳳毛麟角，即使鳳毛麟角的反戰者也常常因環境惡劣半途而廢。
然而，不管有多少原因導致了這場戰爭，最大教訓依然是：任何一個國家，其主政者永遠都是國家和平與安危的第一責任者——懦夫常常比勇士更敢于叫囂戰爭，因為他們是無需負責的群氓，是勒龐所謂集體和人群中的“無名氏”，他們的叫囂只是虛假的空氣震動。真正的勇士往往是力排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反戰者，他們熱愛和平，才選擇了反抗愚蠢和不負責任。對軍政精英而言，戰或不戰都不是勇氣的標志，負責任、維護和平才是真勇敢。任何一國的軍政精英，肩負安邦守土之責，本不應當向烏合之眾的巨大噪音下跪，無論這種烏合之眾出現在哪里、有多大的規模——不知道絞刑架上臨刑的近衛文?和東條英機是否想過，那些曾經海嘯般此起彼伏的狂熱叫囂，而今安在哉？
作者=李維清
本文系《經濟觀察報·書評》原創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