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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6日凌晨，一艘掛著“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002號”銘牌的電動拖船在香港九龍油麻地水師塘悄然靠岸。
這并不是一艘普通的作業船，而是經過了偽裝的偷渡船。
熹微的晨光下，蛇頭把因為各種原因逃離大陸的偷渡客引上岸，藏身到一座廟里，然后叮囑眾人：“呆在這里別動，我去打電話，叫車來接你們。”
蛇頭叫來車回到廟里時，發現少了一戶人家。不過，對此他并不想過多詢問。收錢、渡人、最后把乘客送到安全地帶，他就圓滿履行了“合同”，而那一家人是自行離開的，出了什么意外不是他的責任。
那么，那一家4口到哪兒去了呢？——他們并沒有走遠，而是躲在了廟后面的一個潮濕陰冷的巖洞里。他們目睹其他人乘車遠去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走出巖洞。
這家的男主人找到一間公用電話亭，撥通了住在香港的親戚的電話。傍晚時分，一輛汽車駛來，載著這一家人往市區而去。
然而，即使到了香港，即使住到了親戚家里，這一家人依然提心吊膽，依然感到巨大的威脅在身邊游蕩。于是他們決定繼續逃亡，目的地最終選在了美國。
（著名畫家朱乙夫先生油畫 我能否唱一支挽歌）
親戚托人將他們要避難美國的意愿傳遞給了美國駐香港領事館。
美國領事聞聽那家男主人的名字，既驚且疑。那可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啊，他竟然會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這令人難以置信。領事決定帶一名略懂音樂的館員去驗證那個人的身份。
見面后，雖然那個人拿不出任何證明身份的東西，聲稱怕暴露身份招來禍端，所以把證件都丟棄了，但是從他的言談舉止——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對話時表現出的文雅和分寸——可以判斷出他絕非等閑之輩。
隨行館員向那個人表達了對音樂的愛好。那個人起身，打開桌邊一個破舊的琴盒，拿出一把油漆斑駁的小提琴，隨著琴弓的劃動，優美纏綿的舒伯特的《圣母頌》在房間里裊裊飄蕩開來。
館員在心中暗嘆：只有一流的提琴手才能把樂曲演奏得如此美妙！
回到領事館后，經過照片比對，領事確認了那個人的身份，立即向華盛頓發去密電。
1月20日，也就是那一家人偷渡到香港的第4天，兩輛轎車停在了他們住的房間門口。一家人上車后，被徑直拉到了美國領事館。
領事先生熱情地設宴招待他們。
“這一桌薄酒，為你們洗塵、壓驚。午宴之后，我們一起去飛機場。”領事先生開門見山地說。
“去飛機場？到哪兒？”
“華盛頓！”
那一家人剎那間驚呆了，隨即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
那個人是誰？他何以能得到美國如此的垂青、不用辦理任何手續而欣然迎納入懷？
到美國后，他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我為什么離開中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文章，文中說：“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
他，就是“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
馬思聰，1912年生人，11歲赴法國學習小提琴，15歲考入巴黎音樂學院，成為第一個考入這所世界一流音樂學府的亞洲人。
1932年，年僅20歲的馬思聰就創辦了私立廣州音樂學院。隨后，他在上海、臺灣、重慶、貴陽、香港等地擔任各大音樂院校的教授和院長等職，為中國的音樂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9年4月，37歲的馬思聰和柳亞子、馬寅初等人“響應號召”，滿懷激情和夢想，從香港回到大陸，出任中央音樂學院第一任院長。
在中央音樂學院任職期間，他指導和培養了包括林耀基、盛中國、傅聰、劉詩昆在內的眾多大師級音樂人才。
他是一座中國小提琴音樂的里程碑，集創作和演奏于一身，被當時的國際音樂界稱為“中國唯一的音樂家”。 他于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和《塞外舞曲》享譽中外，是中國小提琴曲中堪稱世界精品的代表作，這一成就至今無人超越。
那么，這樣一位為國家奉獻了所有才華的“國珍”級的人物，為何最終竟然會冒死偷渡、逃亡他鄉呢？
回顧馬思聰重返大陸后所經歷的遭遇，那是一個從失望到絕望的直落過程，與其說他的出走是為了自己的才華不被埋沒，不如說他僅僅是為了——活著！
早在1954年，當學院被禁止演奏《圣母頌》等音樂時，他就意識到，讓他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一職，不過是利用他的名望，“撐撐門面”而已。
“反右”時，他的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迫害、拘禁，及至1963年以后西方音樂被在全國禁止，他就感覺到一種威脅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1964年初，被心中揮之不去的疑惑和恐懼感所驅使，并不迷信的馬思聰竟然找到北京郊區的一個術士給自己算命，算的結果是他“54歲有牢獄之災”。對此，馬思聰苦笑著跟自己的弟子向澤沛（現為北京新華交響樂團首席）說：我一輩子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就是練琴、演奏和作曲，而且現在還是政協委員和音樂學院院長，怎么可能會犯法坐牢？
馬思聰萬萬想不到，1966年，比以往任何一次運動都更加慘烈、更加暴虐的“大革文化命”瘋狂襲來，而那一年，他正好54歲。
6月的一天，女兒馬瑞雪回家對馬思聰說，這一兩天學院就會有人來抓他們。果然，就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氣勢洶洶地闖進他家，他的夫人王慕理嚇得躲進后院的雞舍里，但還是被學生揪了出來。
從那天起，馬思聰的家被學生占領。那些學生，都是馬思聰親筆簽字招進學院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還是以往和馬瑞雪非常要好的同學和朋友！
一個紅衛兵紅箍，可以瞬間完成人魔轉換。
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黑幫”、“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的家里被貼滿了大字報，大門口只留下一個1米高的洞口，彎腰才能進出。
第二天，馬思聰和另外五百多個“黑幫分子”被押入社會主義學院的“牛棚”里接受改造。
在牛棚里，這些“牛鬼蛇神”遭到了非人的凌辱虐待。每天，他們6點起床，學習語錄、勞動、掃廁所、寫檢討、互相揭發、唱自認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須由人民監督，因為我是人民的敵人。我必須坦白，如不坦白，將我碎尸萬段！”
馬思聰們被逼迫一遍又一遍敘述自己的“罪行”，被逼迫在地上爬行、在烈日下暴曬，任何紅衛兵都有權對他們拳打腳踢抽皮帶。
音樂教育家趙沨回憶：“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里拔草。一個瓦工造反派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姓馬，只配吃草！’說完，當場逼迫馬思聰趴在地上吃草。還有一次，我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就拿刀捅了你！’”
8月9日，一輛特別噴涂了“黑幫專用”標識的卡車把馬思聰和另外十幾個中央音樂學院的老師從牛棚押回學院批斗。馬思聰剛從車上下來，一桶漿糊就扣在了他的頭上，隨后一群人沖過來，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再在他的頭上扣一頂寫著“牛鬼”的高帽子、脖子上掛一塊寫有“馬思聰，資產階級的特務”的牌子，同時讓每一個被批斗的人手拿一面銅盤和一根棒子，邊走邊敲打銅盤。
瘋狂的游街、瘋狂的拳腳和唾沫、瘋狂的叫罵和口號：“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
（左為趙沨，右為馬思聰）
晚上，馬思聰被留在音樂學院，關在琴房里，身上的所有“裝束”不準卸掉。琴房的一面是玻璃墻，紅衛兵說：你姓馬，是動物，就要像動物一樣被展覽！
身受如此聳人聽聞的迫害凌辱，作為弱小個體的馬思聰除了低頭忍受，別無選擇。
此時，他的好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已經被逮捕（兩年后被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槍斃）、作家老舍已經投湖自盡。不久，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一代名伶言慧珠、鋼琴教育家李翠貞、鋼琴詩人顧圣嬰也自殺身亡。
馬思聰不想步這些人后塵，他想活！他的心中還殘存著一絲絲形勢好轉的希望。
然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們已經絕望。
他的妻子王慕理不僅被逼迫打掃街道，而且每天還要向紅衛兵遞交一份揭發馬思聰“反動罪行”的材料，紅衛兵威脅她：“如不老實，死路一條！”
那種含屈受辱、天天編造謊言的日子她無法忍受。在忍辱、自殺之外，她找到了第三條路——逃跑！
在勸說丈夫一起逃跑無果的情況下，王慕理毅然決然領著女兒馬瑞雪、兒子馬如龍逃離北京，為了躲避紅衛兵的追捕，他們逃到南京、再到上海、最后躲到廣東佛山一個叫丹灶的小村里。
在這里，他們聽到了各種逃離大陸的方法。他們清楚，躲在那個小村里，終有一天會被抓回去，而被抓回去的下場可想而知。事已至此，他們再別無選擇，只能繼續逃跑，逃到一個不會被抓的地方。
逃跑，不能丟下父親，否則父親的下場也可想而知。在做出逃離大陸的決定之后，24歲的馬瑞雪千里救父，于1966年11月底只身一人潛回北京，勸說已經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父親一起出逃。
自己所遭受的凌辱以及老舍們的慘狀，終于使馬思聰在思考了幾個小時之后，做出了他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決定——冒險出逃香港。
父女倆稍作化妝，戴上口罩，隨身只帶了馬思聰視若珍寶的、由300年前意大利小提琴工匠斯特拉迪瓦力親手制作的那把油漆斑駁的小提琴，一路南逃。
之后，就是本文開始的那一幕。
世界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曾經在國內外引起震動。
公安部成立“002專案組”，于1968年將馬思聰定為“叛國投敵分子”。
馬思聰的親戚朋友數十人也因此受到株連：他的岳母、侄女、廚師被迫害致死；他大哥的兩個兒子被分別判處12年和7年徒刑；一個侄子被打殘；妻弟王恒、王友剛、弟媳何瓊被判刑管制；他的二哥、上海外語學院教師馬思武不堪折磨跳樓自殺……
在美國的馬思聰聞聽親朋遭到迫害的消息后，憤然在日記中寫道：“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1984年，馬思聰獲得平反。
他的那篇《我為什么離開中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文章，當年被認定為“叛國書”。他平反后，那篇文章被確定為批判文革的第一篇“愛國檄文”。
從1985年到1987年，國內各界給馬思聰發去多次回國邀請，但是由于文革給他造成的創傷是那樣的巨大，使他始終心有余悸而沒有成行。
1987年5月20日，因肺炎引發心臟病，一代音樂巨子在美國費城與世長辭，終年76歲。
2007年12月11日，辭世20年后，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的骨灰由兒子馬如龍護送，從美國抵達廣州，魂歸故里。
12月14日，馬思聰夫婦的骨灰在永世之作《思鄉曲》的伴奏下，安葬在廣州白云山麓。
同日，馬思聰塑像在廣州麓湖公園聚芳園揭幕。
馬思聰的生前好友、散文家徐遲在《祭馬思聰文》中寫道：“在文革中，馬思聰先生受盡殘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國外，以抗議暴徒罪惡，維護了人的尊嚴。他根本沒有錯。”
在那場浩劫中，有的人出賣靈魂以求榮，有的人自降人格以盲從，有的人選擇自殺以全身，而馬思聰冒險出逃，既保存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藝術財富，當屬不幸中的萬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