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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拿大] 邁克爾·富蘭（Michael Fullan） 著，盛群力，陳倫菊，舒越 譯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05-01
適讀人群 ：教師
迎接深度學習運動，讓學生和教師一起成長
運用深度學習新教學法，全面提升學習者的6C能力
重新設計學校，重新定義學習模式
7個國家、1200所學校的深度學習之道
本書介紹了在學校、地區和系統中深度學習變革的實踐，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１部分：參與世界，改變世界。通過討論“為什么要深度學習”“是什么帶來了深度學習”和“為什么深度學習如此重要”，為整個學習系統的強大變革奠定了基礎。然后，作者引入一種模式來學校、地區和系統中的學習變革。第２部分：生活實驗室。
考察了一項激動人心的社會運動，該運動正在影響全球成千上萬的學生、教師和家庭。作者利用NPDL合作伙伴關系界定深度學習的概念；確定促進深度學習設計的要素；探索協作式探究過程，以推動學習與教學實踐的快速轉變；說明動員深度學習并支持其在地方、州和國家蓬勃發展的條件以及相關領導的案例；并研究評估和交流深度學習進階所需的新措施。第３部分：不確定的未來。重點介紹了作者在深度學習之旅中洞見到的新發現,確定了產生一致性的成果,并探討了如何以及是否可能進行轉型。
邁克爾·富蘭
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學院院長，教育改革的全球。致力于為世界各地的決策者和地方領導人提供咨詢。他還是一位多產的、屢獲殊榮的作家，其著作已經以多種語言出版。
喬安妮·Ｊ.麥凱琴
國際公認的教育領導者，曾與邁克爾·富蘭和喬安妮·奎因共同創立NPDL，并擔任NPDL的全球新測量總監。喬安妮還是“學生first” 組織（The Learner First）的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
使深度學習成為動力來源
深度學習在性質和范圍上與任何其他教育創新都不甚相同，在我們看來就是指全球化能力的6Cs：品格，公民意識，協作，溝通，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它聚焦于讓個人和集體去做有意義的事情，通過改變學生、老師、家庭和其他人的角色，從而改變學習。
我們的立場是，學習是基礎驅動力，而技術可以成為偉大的加速器。
不利的一面是，與技術有關的學習發展正在出現爆炸式增長，呈指數式增長。我們的立場是，學習是基礎驅動力，而技術可以成為偉大的加速器。可以理解的是，那些對當前的教育制度感到沮喪的人，包括那些為爭取更大范圍內的公平而奮斗的人，對新的結果是如此急切。這樣的態度可能導致人們提出過度的主張。2017年7月21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刊登了一張大腦的圖片，標題為“學習的未來：技術如何改變教育”。這個故事主要基于蓋茨基金會資助、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進行的一項研究，該報告的標題為《進展報告：對實施個性化學習及其效果的思考》（Pane et al.，2017）。該研究的對象基于約40所在“下一代學習挑戰”（NGLC）取得示范性突破學校中的獲獎者。四分之三的學校是特許學校，平均規模較小（小學230名學生，高中250名學生）。所有人都在追求“個性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即“優先考慮每個學生的需求和目標，并據此量身定制教學”（Pane et al.，2017，p.2）。作者將這些“個性化學習”學校與習慣稱為“傳統地區學校”中“較為典型實踐”的國家樣本進行了比較（p.3）。有一些指標顯示了“個性化學習”的前景，但總體結果并未顯示兩組學校之間的主要差異。
考慮到“個性化學習”只是我們所倡導的深度學習樣本學校的一小部分內容，并且涉及與一組特殊的“先鋒示范”學校進行比較，這一事實至少可以說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NGLC樣本中的學校正在不同程度地實施特定的“個性化學習”實踐，沒有一所學校看起來像理論所預期的那樣與傳統學校有根本不同（Pane et al.，2017，p.2）。
更進一步來說，比較難以實施的方面似乎沒有什么突破，例如學生與老師討論進度和目標，隨時更新有關學生優勢、劣勢和目標的信息，以及更新有關學生對主題和材料做出選擇的信息等（Pane et al.，2017，p.2）。
別開玩笑了！蘭德公司研究的成果很好，正是《經濟學人》急切地希望在公立學校進行變革，愿意將其付諸實踐的。《經濟學人》對這些研究成果有正確的理解，正如其所指出的那樣：“技術和教師可以共同改造學校”“確保教育技術縮小而不是擴大不平等”。但是，關于如何做到這一點，沒有相關的行動策略或理論。從蘭德公司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特許學校，即使他們有了機會，也沒有在改變實踐方面做得深入細致。我們的書中所提到的理論不一樣，它基于“深度學習”的綜合模式，并在七個國家眾多的公立學校取得了實際進展。這是技術與學習相得益彰、互利共贏的實例。在發展中國家，正如我們在烏拉圭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新型的、廉價的自適應軟件在吸引大量弱勢學習者方面尤其強大。
自2003年以來，我們一直在進行系統變革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們的做法是與系統的各個方面進行合作，以共同促成重大變革，汲取有益經驗，改進后續工作，爭取更大進步，如此腳踏實地向前走。我們將其稱為“實踐驅動理論”（practice chasing theory），以實現共贏。我們已經認識到，許多最佳創意往往是來自于先行一步的實踐者，而不是研究本身。
變革的需求和采取行動的機會正在融合。舊的系統僅適用于少數人，而成功的人，例如擁有較好成績的人，在日益復雜時代的生活中也不是那么如意。有趣的是，新的危機迫使人類重新考慮彼此之間以及與地球和宇宙之間的關系。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代表著獨特的挑戰，這使得我們必須通過學習去主動改變世界，這一點至關重要。換句話說，巴西的教育家和批判哲學家保羅·弗雷爾（Paulo Freire）在20世紀60年代對農民的看法，對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至關重要，現在正在全球范圍內普及。弗雷爾（2000）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人類的“天職”（vocation）是“對世界起作用并改變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朝著個體和集體生活更富裕的新可能性邁進了一步”。他繼續觀察到，在過渡時期（我們不需要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