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上世紀60年代，講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連環畫畫冊封面

有個段子說：有人建議將“坐井觀天”這一成語從教科書中刪除，原因是它已不符合“事實”。因為新時代的“井底之蛙”早已不蹲在井里看天，而是背著那口“井”滿世界旅行。

段子聽上去有點無理取鬧，但背后的道理，卻戳痛了很多人那顆“玻璃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負井前行”，特別是下面這兩口井：

·傳統禮法體系遺留下的“文化之井”：比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制于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現實堆砌起來的“認知之井”：比如“沒有事實，只有立場”“成王敗寇，弱肉強食”“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

然而，還有一類“井”，看似危害不大，殺傷力卻極強：這就是“史識之井”，正因為很多人從不懷疑某些“歷史常識的準確性”，才導致朋友之間聊天時，經常有“雞同鴨講”之感，甚至為了避免“失去朋友”，只好不談歷史。

史實有很多種，比如，關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基本事實與評價，但是，被誤解最深、也幾乎導致很多歷史真相被歪曲的源頭性的史識，則是有關“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兩大基本概念。

然而，這是對“封建社會”的嚴重誤解。

事實上，“封建”從詞義上，是反壓迫、反專制的，與大一統的秦制相比，真正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權力相對分散，且競爭常態化，并蘊含著現代共和因子的社會”。

不過，這一誤解之所以存在，還不是我們對“封建”的批判出了問題，而是陰差陽錯的搞錯了對象，錯把秦制以來的社會當成了封建社會。

然而，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正如學術大家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一書所闡釋的，對應的是先秦——它興起于殷末，完成于周朝，而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徹底瓦解。遺憾的是，卻長時間被當作“奴隸社會”而被大眾廣泛接受。

總之，印象深刻的“奴隸社會”，其實對應的是學界常識的封建社會；而我們常常提到的封建社會，其實是“大一統的秦制社會”。

不過，由于最早的教科書影響太大了，如果再糾正回來可能短時間會更混亂，因此只好將錯就錯，這才有了這口“史識之井”，但卻導致了知道歷史常識的人，和只會背教科書的人沒法溝通。

參考《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兩本經典，可以提煉出“真正的封建社會”與“秦制大一統社會”的三大根本區別。

▌權力的集中程度不同：封建社會分權，秦制集權

一般而言，將封建社會稱之為專制社會的證據，不外乎“一切權力集中于皇帝和中央”“等級森嚴，特權獨行”等 。

然而，這種高度集權，且權力滲透到毛細血管中的社會型態，恰恰不是“封建制”的，而是“大一統的秦制”。

秦制之下，整個社會是一座等級森嚴的權力金字塔。站在塔尖的，是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身”的皇帝。并且，自秦始皇以來2000年的歷史，權力的集中程度與日俱增，到明朝廢除丞相、清朝設軍機處，登峰造極。

當然，秦制社會，皇帝不僅“總攬所有事物”，更掌握著所有人的生殺大權。比如，雍正在位時，就將臣子徐俊的一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視為對清朝的大不敬，最終砍了他的腦袋。

與之相對，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最高統治者不是皇帝，而是“天子”；天子和地方諸侯不是君臣隸屬關系，天子是諸侯承認的“天下共主”，但各自的具體事務，各自治理。以中國封建社會完成時期的“周朝”為例：

當周武王姬發依血緣關系、政治貢獻兩大要素將國土分封出去后，天下就變成了“一個天下、多個國家”。也就是說，當時姬發雖然是“天下共主”，然而，分封出去的國家，不像秦后的郡縣一樣，是完全聽命于他的“地方”，而是充分享有“自治權”的“國家”。好比，不管他來到了哪一個諸侯國的領地，該地的臣子都沒有義務對其下跪，更不用擔心他的生命、財產安全。

此外，瞿同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還特別提到，就算諸侯國過分瀆職、抑或侮辱了天子，周天子也只能“興兵討伐”，而不能“一道圣旨，即除其國”。甚至到了禮崩樂壞的“周朝末期”，周天子與各諸侯僅僅只是名義的上下級，甚至有時候還要靠諸侯接濟。

在中國封建社會，東周第二任周天子周桓王，曾帶兵討伐他的下屬“鄭國”

 ▌開放的程度不同：封建社會是競爭常態化，秦制社會是封閉常態化

印象中，封建社會另一大特點，是統治階級為了維系其地位，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嚴格限制人身自由，禁止人口自由流動、經濟上倡導“自給自足”，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然而，這些依然是“秦制大一統社會”（而非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

秦制大一統社會的首要目標是維系穩定，因此必須壓制自由競爭，所有機會都是高度封閉的。比如，絕大多數人從出生到死亡，能獲得的經濟、政治、榮譽機會，都不是靠公平競爭、自愿選擇來的，而往往是世襲階層分配的。就算后來出現了科舉這個“讓底層有機會跨越階層”的方式，其本質依然是給定標準答案的“內卷”。

尤其到了明清后期，當八股文被正式定為科考文體后，就連在社會中“最開明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也遭遇了徹徹底底地禁錮。

而在封建社會，盡管絕大多數權力和機會依然是壟斷的，然而，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卻是被允許的，甚至是常態化的。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封建社會稱為“局部開放社會”。

比如，在春秋時，各諸侯間就是長期競爭的狀態，這一方面確實導致了動蕩常態化，但另一方面卻造就了人才的流動，以及群星璀璨的“百家爭鳴”——這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出現于封建社會。有兩個頗具諷刺的事實是：

·后來統一六國，開創秦制社會的大秦，其頂級人才，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李斯，都來自其他國家。

·被后來的秦制社會奉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也只有在封建社會，才有機會“周游列國”，找尋思想的贊助商，如果孔子生活在秦漢，恐怕會被以異端分子而清除。

當然，盡管一定程度剝開了“封建社會”的迷霧，我們也不能因其相對于“秦制社會”的優越性，而把它視為一個“好社會”。事實上，中國的封建社會一直面臨“生產力底下”“技術落后”“社會動蕩不安”等特點，就連中世紀后的西歐封建社會也深受“權力分割混亂”“底層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等問題。

然而，從演化的結果看，封建社會對比“秦制大一統社會”確實還有一大優勢：封建社會往往蘊含“共和”的因子，而專制社會很難走出“前期超穩定、末世超級動蕩”這一“治亂循環”的怪圈。

比如，透過研究封建社會奠基之作的《封建社會》一書，可發現，西歐封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契約、分權、以及“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等理念，都在現代社會中得到了延續。然而，無論是“中國超穩定結構”還是《秦制兩千年》中反復強調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無一不在證明，中國自秦制之后，一直處于“超穩定——超震蕩”的單曲循環。

不過，這其中還有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需要回應：被稱為“人類文明第一個500年”的軸心時代，無論是早期歐亞大陸，還是中華文明都處于“封建社會”，然而為什么中國的封建走向了秦制，而西方的封建卻演化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走向了民主共和？

一種解釋是：中國的秦制社會，正是封建社會“常態化競爭”的結果——因為在競爭中，既有可能競爭出好的秩序，也有可能競爭出差的秩序。而秦朝之所以能崛起，正是競爭出了“暴力壓倒一切”的秩序，并最終演變為塑造中國歷史的“成王敗寇”法則。

當然，更多的解釋還包括依據東西方地理、文化、書寫方式、物種等要素差異而衍生的“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文字決定論”“生物決定論”。不過，歷史的走向往往是一系列主觀、客觀、偶然因素在相互碰撞下涌現的結果。因而，更有解釋力、也更全面的解釋，必須能透過中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綜合因素，做出縱、橫兩個維度的對比，最終得出一個全面，相對客觀的答案。也正是沿著這個思路，我們找到了兩部探討“封建社會”的代表之作：《中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被譽為“研究西歐封建社會的奠基之作”：不僅探究了西歐封建社會的前身今世，更囊括其經濟、政治、文化、心態等多層結構；而《中國封建社會》一書最突出的特點，是立足中國語境、通過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宗法、階級和政治制度，厘清了它從“誕生到消亡”的全部歷程。

透過這兩本書，我們可以以“比較學的視野”全面反思“東西方”不同發展軌跡的成因，告別“歷史從低級到高級線性發展”的錯誤認知，還可以厘清“封建社會”的種種誤解，避免犯“常識性錯誤”，最重要的，是反思當下種種“亟需修正”的現實，尋回民族性中缺失已久的“自治、分權”等傳統。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在世界上享譽盛名的學者。《封建社會》的作者是年鑒學派奠基人，世界史壇的大師布洛赫；《中國封建社會》的作者則是“曾在大陸緘默無聞，在海外卻受到哈耶克、孔飛力等大家盛贊”的瞿同祖先生。

當然，這一說法引發了無數的反駁，最引人注目的一條便是：中國無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可以跳過這一成長期，進入更高級的發展階段。

然而，這一容易被“萬人點贊”的理念，不僅是對資本主義最大的誤解，更堪稱現代常識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

前蘇聯宣傳畫：拒絕資本主義的“陷阱”

關于資本主義，目前全世界共有3種最流行的認識：·影響力最大的資本主義：

“有著先進的生產力，卻以剝削為目的”

我們熟知的那句“資本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因此，這種資本主義是一種骯臟的、必然被淘汰的社會。

·經濟學語境下的資本主義：“一種資本驅動下的社會經濟增長方式”

在古典經濟學，以及現代主流經濟學語境中，往往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驅動經濟發展的社會經濟增長方式。其中，“資本”既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也是讓創新、企業家精神、分工協作等成為可能的關鍵要素。

·《劍橋資本主義史》定義的“資本主義”：一種“開放的觀念和秩序系統”。

在劍橋大學出版社近年推出的《劍橋資本主義史》中，革新了與資本主義相關的幾乎所有傳統觀念，并將其定位為一種系統的社會協作方式、一套囊括經濟發展、政治架構下的“開放秩序”。

《劍橋資本主義史》書影

在以上三種對資本主義的認知中，“剝削工具論”不僅早被學界證偽，就連馬克思、恩格斯晚年，也對這一理論做了基于事實的修正。只是人們先入為主的誤解依然根深蒂固，并且每當經濟下行的年代，它都要“借尸還魂”，為真正導致經濟衰退的那只看得見的手“背鍋”；

而古典經濟學下的“資本主義”雖然符合經濟學常識，但卻往往將其置于一種經濟學視角進行考量，而忽略了資本主義往往具有的更深遠、更全面的意義。而對“資本主義”的概念更有解釋力，對現實和未來更有鏡鑒意義的，無疑是《劍橋資本主義史》中，從“開放秩序”視角詮釋的資本主義。透過閱讀四卷本的資本主義史，從字里行間不難發現：

·資本主義不是“剝削、壓迫”的同義詞，而是其反義詞。它是一套“開放社會的觀念和秩序系統”，上文提到的封閉社會（秦制大一統社會）正是它最大的敵人之一。

·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不是革命與被革命的關系。廣義的資本主義，其實是“以交易、協作為主要方式，激勵人類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知識財富、制度財富”的機制。因而，任何社會中，都含有“資本主義”的因子。

比如古代的中國、印度和阿拉伯等國家都在早期對資本主義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與之相應，《劍橋資本主義史》既不是從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開始寫，甚至不是從大航海、文藝復興開始，而是從公元前1000年的東方世界開始。

·狹義的資本主義，指的是近代的資本主義。然而，近代資本主義也并非生產于近代，而是由封建社會演化過來的，封建主義中的自治、契約、開放，已經蘊含了“資本主義的因子”。因此，工業革命后，西方就進入了一種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形態。相反，中國從封建社會演化到秦制社會，資本主義的因子已被扼殺、鎖死。

可見，從《劍橋資本主義史》提供的視角，再去理解“東西方世界為何在14世紀開始大分流”的“李約瑟之問”，其癥結所在，正是開放秩序與封閉秩序的競爭，至于其時間上的轉折點，也絕非宋明兩朝，而是自秦漢就已注定。

·資本主義絕非武裝到牙齒的“堅不可摧”，相反十分脆弱，自誕生起一直面臨各種挑戰。《劍橋資本主義史》只有四卷，但卻把整整一卷留給了“1848年至今”的歷史，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快，也是遭遇挑戰最嚴峻的歷史。之所以將1848年作為起始年，不僅因為1848年歐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更因為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并迅速傳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1920年8月9月的第一版第二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

種種的沖突延續至今，依然暫無定論。比如，資本主義就算是“開放秩序”，也未必就是“好秩序”，因為它在擴張階段，引發了戰爭。再比如，無論人們如何“美化”資本主義，依然改變不了它會爆發經濟危機這一事實。

實際上，這些衍生問題雖然看似并不直接關系經濟民生，但卻十分必要，甚至會影響、重塑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進一步滋長對“資本主義”的敵意與反感。

而閱讀《劍橋資本主義史》的重要價值之一，亦是它不僅以翔實的筆墨敘述了“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從誕生、擴張、動蕩、倒退、最后重生”的全過程，更透過整整一卷回應了與當下所有資本主義相連的“衍生問題”。

·它客觀回應了資本主義與戰爭的關系：

從某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在擴張階段確實爆發了戰爭，但從長期看，它又確實是可以降低戰爭頻率的——因為“透過財稅制度，緩解了國家發動戰爭的必要條件”，并且自1945年以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基本形成了一個“和平俱樂部”......

·它也厘清了與“經濟危機”有關的諸多概念：

“看似，經濟主義并發性的經濟危機，確實容易引發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敵意。然而，資本主義留給人類的好處，遠大于其波動以及滋生的不平等的危機。當然，每到資本主義危機時，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者，還是法西斯主義者，無不希望政府進行干預，然而，這與其說是為了減少不用等，不如說是為了壓制異己，以及強迫投資......”(引自《劍橋資本主義史第四卷》）

當然，除了觀點、視角等思想價值、學術價值、現實價值外，推薦這套書還有兩個不得不說的理由：

·劍橋大學出版社出品，恪守“所有出版物的內容、品質，都要經過學術委員會的反復討論、苛刻檢查，才能得以面世”的古老傳統；

·豪華的作者團隊，代表了當今最高學術水準：集齊了劍橋、牛津、哈佛等名校二十多位資深學者、大家巨擘，對所涉主題有廣博而深刻的把握。

在當下這個“巨變時代”，很少有人會將無知視為單純，但大多數人卻容易被簡單誘惑，甚至堆積認知上的“巨井”保護自己。比如，關于本文兩個最基本的概念，我們聽的最多的，其實是下面這類：

“封建社會的剝削顯而易見，而資本主義的剝削卻更有隱蔽性、詭詐性，甚至將良心、親情等都無死角地商品化、包裝成剝削的借口”......

其實，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這些概念看似很學術、距離我們很遙遠，但實際上我們就生活在由這些概念編織的現實之中。如果說對這些概念武斷的建構，最小的風險是將本來“歪曲的事實”，升級為人們害怕違反的“規則”和“典范”，從而一輩子看不清真相；而更大的風險卻是，背上由這類“錯誤的概念”修筑的“史識之井”，去解釋現實，直到將惡魔引向人間。

因而，讀書不僅可以幫我們理清概念，“不惑人”更“不受人惑”；更重要的是，關乎我們能否行走在開放社會，能否生活在文明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