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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貧困與繁榮”——如果要選出能從正反兩方面詮釋這一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和我一樣——不是日本、伊朗，那一定是改革開放前后的中國。
不過，讀了青年學者陳興杰的《國家的貧困與繁榮》，才發現該問題另有答案。有一個“神奇”的國度，100多年前就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人均GDP曾高居世界第一，對外國移民的吸引力，可與美國相提并論。然而，1930年代之后，政治強人主導的國進民退，導致該國經濟一路下滑，最低跌至全世界第140位。
伴隨經濟下滑的，是社會矛盾激化，該國從此一蹶不振，好在足球依然傲視世界。日本“失去的20年”已夠讓人警醒，該國“一失去”，就是100年。
所幸，故事沒有結束于此。2023年11月20日，一位奧地利學派的擁躉被選舉為該國總統后，短短半年時間，大刀闊斧地對企業減稅、對政府簡政，一番操作下來，該國股市持續走高，經濟活力再度被激活。
這個國家，自然是阿根廷，這位總統，當然是網紅總統米萊。上面的故事，正是《國家的貧困與繁榮》一書的引子。
為什么有的國家長期貧困，有的國家長期繁榮？這一問題，在20世紀西方世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幾場思想大辯論后，早有定論。
今天，更難回答但卻必須要回答的是：為什么有的國家由貧窮到繁榮后，卻又很快折返、重回貧窮？而這，正是《國家的貧困與繁榮》一書試圖要回答的。
如果要很官方地一句話介紹這本書，那就是“本書以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制度經濟學派為理論基礎，用作者獨有的文字天賦，將近幾十年來世界主要國家最有代表性的興衰故事講述一遍，分析各國具體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得與失，不僅深刻，而且生動。”
當然，國家的興衰，在實操層面涉及很多、很復雜的情況，比如財政政策、對外關系，等等。?
但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種制度的后面則是觀念的力量——尊奉什么樣的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制度，也就有相應的狀態。歷史屢試不爽。
本書精彩之處不勝枚舉，金句頻出，特摘錄一些，以饗讀者。
一、政治與興衰：好的政治是持續繁榮的壓艙石
政府代表消費而非生產。
權力受限是法治的起點。
所謂“資本主義危機”，并非市場失敗，而是政府壟斷貨幣、大搞通貨膨脹的結果。
民眾習慣了福利，就像習俗，易增不易減。
天底下沒有免費的福利，你看到的免費福利，都有人在買單。
公共福利不是免費的，它的代價是個人自由受到限制。
鄰國貿易是最重要的國際貿易，而在非洲，鄰國成了藩籬陷阱，束縛著各國發展。
新事物產生后，最優良的是保護產權，糟糕一點的是政府制定規則，最壞的是政府指導行業細節。
創新是一連串的改善，阻斷其中任何一環，都可能失去一個美好的未來。
專利權究竟是天然財產權，還是政府創設的“特權”，值得商榷。
......
保守主義思想家索維爾說，“最基本的問題不是什么最好，而是由誰來決定什么最好”，一語道破國家治理的本質問題。自從諾斯提出制度變遷理論并獲得諾貝爾獎，三十多年來，政治制度是國家興衰的第一推手，已經為很多人熟知，成為常識。
但是，僅僅“知道”而不理解，是不夠的，錯誤觀點仍會伺機乘虛而入——比如，沙特很富，但它卻并非民主國家——于是，對大眾來說亟待解決的是，憑什么說制度最重要？哪種制度更重要？這些好制度、壞制度，與國家興衰是相關關系還是因果關系？
凡此種種，作為架在諾斯和大眾之間的一座穩健而寬闊的橋梁，《國家的貧困與繁榮》用了相當多的案例，只為把復雜的諾獎理論，拆解成人人都懂的真正常識，這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二、經濟制度與興衰：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繁榮的源泉
計劃經濟的本質，不在于有沒有數據，而在于市場信號消失，只能任由官員擺布。
用最強大的計算機運算，也解決不了生產的復雜性。
私有產權消滅后，政府規定的價格完全失真，數據統計得再多，也無法反映市場變化。
通脹是失敗國家的標配。
通脹的特點，就是短期之內有起色，把真正問題往后拖。
印鈔不生產財富，只會讓資源錯配，通脹是經濟周期生成的根本原因。
只要自由流轉，產權總會落到能使它發揮最大效率的人手中。
市場規律在行為指引方面所引起的作用，遠勝于環保說教。
我們能夠享受繁榮生活，乃是托市場體制和企業家的福。
市場優越之處：沒有絕對的弱者，每個人都能在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相對優勢。
生產力再差的國家，只要對接到貿易體系里，也會找到合作的機會。
經濟發展不是零和博弈，它是各自獲利。
巨無霸是競爭的勝利者，應當獲得贊美。至于它會不會變得臃腫低效，是企業家該考慮的事。
輕稅促進繁榮，輕稅比重稅對經濟發展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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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領域有一個經久不衰的命題，就是“李約瑟之謎”：為什么西方世界會興起、中國會衰落？二十年來，一些學者嘗試著給出了最接近正確的答案，此即制度的差異。曾經的伊斯蘭和中國，都比同時期的歐洲更富裕，但因為沒有演化出類似的經濟制度，舊有的制度無法維系長期的經濟增長，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毋庸置疑，把從多數人那里取得的資源輸送給少數人，肯定是一種壞的經濟制度，但是，到底什么才算是好的經濟制度？《國家的貧困與繁榮》里，濃墨重彩講了很多當今各國的真實故事，把經濟制度差異導致的結果差異，描繪得明白如畫。
比如，瑞士自然資源貧瘠，但人均GDP比美國還要高，這并不是依賴于很多人所認為的金融業甚至鐘表業，而是因為集中了全世界最多的跨國公司，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在歐洲首屈一指的經濟制度優勢；
反過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印度為何至今還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在經濟制度方面，它拖著一條巨大的后腿。
好的經濟制度，一定是最大程度催生企業家精神的制度。什么是企業家精神？它是企業家所具有的獨特稟賦，包括冒險、創新、自信、果斷、好奇心、有擔當、英雄主義、百折不撓，等等。而“企業家精神”一詞能夠進入經濟學并成為今天人所共知的常識性概念，正歸功于奧地利學派，是奧派經濟學把企業家精神作為核心，視為市場的真正推動力。
十年前，不少國內學者認為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期，然而，更清醒的學者則認為，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僅僅十年，歷史已給出答案。讀本書中的各種案例，會深刻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與其談經濟增長，不如談企業家精神，當一個國家的企業家精神越來越式微，那一定是經濟制度出了問題。
三、思想與興衰：現代社會形塑于文明的觀念
一些人迷信工會，說到底是將改善境遇寄望于斗爭，而不是勞資合作。
對新事物的危險性，人們的眼光總是過于苛刻。
真正的創新來源于開放，而不是專利保護。
如果私企“大到不能倒”，就不可避免沾上國企病，變得低效。
執意保護本國勞動者，意味著其他人被“綁架”。
人類的進化，就是在與大自然不斷抗爭，文明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反自然。
農業被很多城市人視為親近自然，事實上，農業也是反自然的。
對大象威脅最大的，不是歐美富人的貪婪，而是非洲人的貧窮。
發展經濟是保護動物最好的手段，有了收入就可以更好地反盜獵。
遺產稅最大的問題是：它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20世紀上半葉的兩場戰爭，歸根到底，就是源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被拋棄。
我們生活所依附的制度和法律，都是政治思想的結晶，靠譜的政治哲學，正是普通人過好日常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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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興衰，歸根結底是由觀念主導的，因為人是觀念的動物，人的行為必然以某種思想為準則：先有“無代表不納稅”觀念，才有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抗爭；先有剝削的觀念，才有斗地主的開始。
可見，是觀念的變遷引發制度的變遷，當社會觀念領先制度太多，它就拉動制度前進；當社會觀念比較落后，制度就停滯甚至倒退。
人類歷史的演化，因此歸根結底，是錯誤觀念和正確觀念的纏斗史，人類輾轉了漫長歲月才進入近現代，就是因為以古典自由主義為標志的觀念峰值，啟蒙運動開啟之后才艱難誕生。
然而問題是，人們頭腦中占據著太多的錯誤觀念，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很多人曾經叫它“投機倒把”；一個私營企業家賺了錢，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至今還有人認為這是“剝削剩余價值”；以及，《國家的貧困與繁榮》中所描繪的，很多人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長期繁榮，來自“強盜興國”；有些學者甚至鼓吹，近代中國的落后源自“弱政府”。
米塞斯說，只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只有當更多人能清醒地看世界，國家才有希望。而這就需要將學術觀念不斷轉化為易于為大眾所理解的常識，不斷提升觀念的水位。
《國家的貧困和繁榮》，就是一本能夠幫助我們“用正確觀念打敗錯誤觀念”的好書：秉持“有限政府、私有產權、自由貿易”理念，國家就會走向繁榮；用民族、民粹以及其他已被證明是歷史垃圾的“主義”治國，國家就會走向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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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學者張維迎對本書評價很高，他說：“陳興杰是堅信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派，他的文章有理論，有故事，通過實例分析傳播理念，文筆優美，我很喜歡讀。”
誠如斯言。我們推薦陳興杰老師的這本《國家的貧困與繁榮》，也正是基于這三點：
◎ 陳老師三觀很正，不僅經濟學和政治學觀點，包括歷史、環保乃至自然科學等等，都是普世論的堅定擁躉和積極倡導者；
◎ 三十多年來，國內陸續出版了一些關于古典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圖書，但基本都是純學術，面向大眾的很少，在將學術觀點轉化為常識概念的作品中，如著名學者王建勛老師所說，《國家的貧困與繁榮》是“這個時代不可多得而又迫切需要的讀物”；
◎ 陳老師特別擅長講故事，總能將理論以最引人入勝的姿勢落地，文字可讀性極高。讀者在輕松愉快的閱讀中，既能接受自由派理論的洗禮，又能從本質上看懂有些國家為何能由窮變富，后來卻再度折返、由富變窮。對米萊的改革，也會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更明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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