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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開學典禮

81級開學典禮上， 副校長兼教務長王學珍竟然忘了介紹校長張龍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這要是換一個地方，恐怕會雞飛狗跳。韓天石書記作報告，基本沒什么廢話。中間介紹馮大興竊書殺人和北大競選，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競選中的一些奇談怪論，贏得巨大的共鳴和掌聲，恐怕有違校方的初衷。等到張校長講話時，學生們利用他的一次較長停頓，拼命鼓掌 ，張校長只好說，我的話講完了。于是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笑聲，對校長聞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從諫如流的胸懷深表感謝和鼓勵，臺上臺下一片笑聲。

這可是開學典禮，一年級新生。可見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領導寬容到什么程度！那種自由平等的氛圍，校領導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靈魂，永生難忘。三十年后，臺上長者的音容笑貌，臺下一張張樂不可支的年輕面孔，仍歷歷在目，成為生命中的定格。

如果在北大呆過，還能思想僵化，不知寬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北大的小板凳

形方，色黃，高約一米。新生報到時人手一個，置于宿舍書桌之下。乃室外看電影、開大會必備之物，隨手攜帶，畢業時交還。其貌不揚，其色不艷，幾經轉手，代代相傳。不知坐過多少風流才子，絕代佳人，當代英雄！

1980年競選時，一位師兄，把小板凳往38樓樓道里一放，一根煙，一杯茶，對著空無一人的樓道開始講話。幾分鐘后，整個樓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歷史上永恒的一頁，其光輝燦爛，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與媲美。演講者和聽眾，都讓人肅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為終身憾事。實在是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過，無論居廟堂之高，亦或處江湖之遠，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體育場開大會，人手一個板凳；東操場看電影，人手一個板凳。記得在板凳上看過不少電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馬人》。

畢業時，板凳上繳，我拿著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亂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飛！不交還不能畢業，我急了，大喊一聲：“家田！我板凳丟了！” 劉家田是我們班長，北大一絕。他在一分鐘之內，變戲法似的給了我一個板凳！交差，走人。

看電影聽講座

人是群體動物，有從眾心理，需要共鳴。看電影，沒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為你想笑時，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時，周圍的女同學已經在流淚；你覺得荒謬時，已經有人妙語連珠，說出你的心聲。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鳴，那種感覺好像你和在場所有人都是同卵孿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無聊，隨便買張票，坐進大飯廳。甭管什么破電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為旁邊許多同學做義務解說、評點。常常一針見血，諷刺挖苦，一唱三嘆！比看相聲過癮多了，笑死不償命。記得后來想給協會掙錢，跑到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去要電影來北大放，幾乎什么電影都可以弄來，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讓你放，幾乎沒有審查手續，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講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門，一周數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亂。團委，學生會，社團都可以請，幾乎不要審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厲以寧的西方經濟學，陳傳康的跨學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歡迎。僅舉一例：

溫元凱

“我們為溫元凱鼓上一千次掌”

這不是我說的，而是1985年北大團委總結廣播中的一句話。85年春天，中國科大副校長溫元凱作為人大代表來京開會。溫元凱是當時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極有號召力。順便說一句，除溫元凱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團住處去見他，想請他來北大演講。那時一切都很簡單，見人大代表就直接進去了（或許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記得溫元凱不在，還在人大會堂和萬里同志座談，會議服務人員馬上通知他，他讓我等一小時。我借此機會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鋒、安徽滁縣地委副書記陳庭元先生認真聊了一會（第一個搞包產到戶的鳳陽縣小崗村，就在滁縣），同時邀請他去北大，陳先生以不善言辭為由婉拒，也向我推薦了溫元凱。溫元凱回來之后，跟我說他一心想去北大談談，于是我們約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報告。

我騎車趕回北大（那時在北京騎車，是一種享受），開始準備。當晚商定由研究生會牽頭，團委、學生會共同邀請（記得為時間和準備問題還和團委副書記張力吵了一架，后來成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會一位部長開始跑場地和借車。

北大當時的“人民大會堂”是大飯廳，大概有兩千二百多個座位。可當時正在搞整黨用，我們只能用辦公樓禮堂（“必記本”注：就是后來李敖演講的地方），可那兒太小，怕擠破頭。當年見黨委書記是無需預約的，于是我們去找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長兼教育長，此時他已是黨委書記、中央候補委員。北大黨委書記好像總是中央候補委員，永遠補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們請王書記給整黨換個地方，王書記問，你們請溫元凱？他講得那些東西也未必有多深刻（可見對溫元凱并不感冒）。我們開玩笑說，您不能讓北大學生都具有黨委書記、中央委員的認識水平。他現在很有號召力，如果在辦公樓禮堂，人太多，擠破頭，反為不美。咱們找一個大的地方，人顯得少，不更好嗎？王書記直樂，說你小子就撿好聽的說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飯廳就給你們用吧。這就是北大領導，真有點“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給你說話的權利”的風范。王書記又讓北大車隊給派了個車，我們這才貼廣告，此時距開講時間僅有三小時了。

晚上六點去北大車隊要車，我一看，是輛吉普車，就跟車隊隊長說：“您瞧，堂堂北大，去賓館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來演講，就一輛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磣，我無所謂丟不丟人。” 隊長看看我，一句話沒說，給換了輛上海，真是人人都從諫如流！到賓館接到溫元凱，溫元凱先生滿面春風，與過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著招呼，“溫校長，又去演講？”“去北大！”

當晚的演講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歷史上能夠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講之一。不到兩千個座位，來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滿，真慶幸沒在辦公樓禮堂搞講座。溫元凱的精彩講話，無數次被掌聲打斷，說一千次太夸張，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為化學家的溫元凱，把中國社會比喻為巨大的緩沖溶劑，加點酸或堿都不產生變化；說美國人講效率，問候語變得越來越簡短：南部說“How are you”，中部說“Hello”，東部說“Hi”。全場捧腹大笑。溫元凱本人也非常激動，中間休息時，我陪他上廁所，他不斷重復：“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講的反應從來沒這么好過！”許多來北大演講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圍的感染。

演講后有提問時間，問題如雪片般飛來。主持人請大家遞條子，經我們歸納篩選，交給溫元凱，怕出婁子，結果還是防不勝防。

我看到一個條子，邀請溫元凱當北大校長。以我之大膽，也以為不妥。我對寫條子的同學（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級學生干部）說，算了吧，丁石孫校長剛剛接任，這不合適。可這位同學非常堅決。竟然自己跳上臺大喊一聲，咱們請溫老師當北大校長好不好？頓時引起一些混亂，有大聲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還有不滿的。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團委干部也急壞了，朝我嚷了起來。溫元凱先生也一臉煞白，說不出話來。我趕緊搶過話筒說：“我很理解這位同學的心情。他是希望溫老師這樣的改革家當北大校長，相信丁校長不會讓我們失望。溫老師今天是帶病來北大演講的，他喝的是藥，不是水，現在身體已經很累，希望大家體諒。”

最后，演講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而我現在記憶最深的，就是這段插曲。在場有3000多北大同學，許多人肯定記得比我清楚。后來這位同學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這就是當年的北大。倒是我蒙受了一點“不白之冤”——有些人傳是我喊請溫元凱當北大校長的。不過也許這并不很冤枉，如果溫元凱不是我請來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長，我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與丁石孫校長的私人會面

丁石孫

沒那么神秘，所謂私人會面，就是我和丁校長兩個人，在校長辦公室里進行了一場談話。

丁校長剛剛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辦公樓，正趕上丁校長下班。我攔住校長，問：“您有沒有時間？您想不想讓北大重現五四的輝煌？我想就北大發展前景和您談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長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藹地說，可以，就把我帶回他的辦公室。記得校長手里拎著個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請我坐下，我就開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氣。記得談起蔡元培校長、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輩出、總攬英雄云云，然后給了丁校長幾條建議，包括任意選課、隨便轉系等等，其他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長的表情：自始至終面帶微笑，沒有作任何評論。開始有驚詫，后來多了些別的東西，基本是覺得我很好玩，很沖動，很大膽。我以為是欣賞多于戲謔，鼓勵多于批評，否則，我也不會滔滔不絕講了半天。他像個慈祥的長者面對一個晚輩，然后送我出來，騎車回家。

我從此有點怕丁校長，盡量躲著他，或許是后來覺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從此對丁校長滿懷敬意，并以自己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上蓋著他的大名而感到驕傲。丁校長后來身居廟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每當電視上看到白發蒼蒼的校長，都讓我回憶起北大辦公樓里的場景。學生當年無知魯莽，敬祝丁校長身體健康！

一不小心就撞上一位大師

北大燕南園聚集了中國學術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實大師云集的地方。學生們在圖書館與宿舍之間奔波，經常穿過燕南園，晚飯后，也會在這里散步，與某大師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園見到過王力先生、宗白華先生、朱光潛先生和陳岱孫先生。

1984年，想請周培源先生出席一個會議。當時周校長已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園了。為了找周校長的新地址和電話，我隨便敲開了燕南園的一個門，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數學教授的家。開門的女孩看著面熟，一問，是我同級數學系的同學。說明來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電話嗎?”很快出來一位風度翩翩頭發花白的女學者，從一個本子上找到周校長電話和地址給了我。

周培源夫婦

我趕到周校長家里，蒙周校長和夫人親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師，實在不能不浮想聯翩。雖然年過八十 （王蒂澂老師70多歲），我實在想說一句“郎才女貌”！至于兩位與陳岱老的三角戀愛傳奇，非我所敢道也。

83年北大副校長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僅是物理學大師，李政道、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導師，還是文字大家，第一個把《康熙字典》從頭數到尾，說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

王竹溪

日本首相訪問北大風波

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來北大演講，我參加歡迎貴賓。當時我是典型的“愛國賊”，當面直斥中曾根康弘，使這位首相大驚失色。隨行的中央保衛局官員初而目瞪口呆，繼而怒不可遏，當場抓住了我，并且大喊一聲：“北大學生怎么這么沒有禮貌！”但周邊同學同聲聲援我，所以只是扣留了我的學生證，移交北大保衛部處理。

第二天，我無所畏懼地來到北大保衛部，完全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保衛部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十幾個人共用，部長的辦公桌位于一角。部長是位老同志，很威嚴的樣子，像個軍人。部長問我，說說，你為什么這么做？我理直氣壯，慷慨陳詞，從甲午戰爭說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從日本當年的軍事侵略說到目前的經濟侵略、技術封鎖等等，當真是義正詞嚴，無知無畏。

我講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發現全辦公室的人都停止了工作，全神貫注地在聽我說話，目光中多是贊賞之意。等我快講完時，竟然發現我身邊的北大保衛部長已經熱淚盈眶！！部長對我說：“同學，你知道嗎？我哥哥就是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人殺害的！”我頓時心花怒放！心想，部長這么說，我恐怕屁事也沒有了！果然，部長當場拿出我的學生證，直接遞到我手中，說：“拿回去吧，不必寫檢查了，一切我做主。下次注意。”我就這樣“不留案底”地全身而退，逃過一劫。后來盛傳，說我在北大保衛部給拷了一個晚上。想想，實在幸運，心存感激。這要是在別的學校，恐怕開除的可能性都有，處分是躲不掉的。即使在北大，要不是遇到這樣一位親人是抗日烈士的保衛部長，也免不了會脫層皮。

十年以后，199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想去看望一下這位可敬的老同志。幾經周折，找到了他的夫人，她告訴我，他重病住院，不能見人。我說：“請一定代我問候，就說一位當年不懂事惹了麻煩而承蒙他保護的北大學生，向老人致意。”

無與倫比的交流天堂

北大社團眾多，燦若群星。我在四年級時有幸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讀書會的準成員。聽嚴勇（數學系，現TCL總裁）講哥德爾證明；聽王培（計算機系，現美國天普大學計算機教授）、吳國盛（國政系，北大哲學系教授）講層次問題；聽王友琴（中文系，79級文科狀元，現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講文學；李書磊（中文系，中央黨校副校長）講詩歌（中國我的鑰匙丟了，讓我記憶猶新）；聽李明德（法律系，中國知識產權學會副會長）講法律、閻步克（歷史系，北大歷史系教授）講歷史；聽甘陽（哲學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講哲學；聽齊海濱（法律系，華中科技大學法學教授）講韋伯和朱執信；聽馬伯強（現北大物理教授）、錢立（北大經濟學教授）、陳坡講人本主義；顧昕（生物系，北大教授）講奧塔 希克；金觀濤、劉青峰講《走向未來》；張炳九（哲學系）講馬克思主義哲學；高柏（東語系，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講教育改革；孫來祥 （經濟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講阿羅不可能定律、黃永山講經濟；孫立平（社會學系，清華大學教授）講社會學。皆北大一時之選，使我受益終身，這其中不少人成為我的摯友。正如王培所說，以后來美國，輾轉各地，再也沒有碰到過比當時的北大更好的交流平臺，或許是因為我們的心態不一樣了。

一塌糊涂 （一塔湖圖：博雅塔、未名湖和圖書館）。

吃飯加塞，圖書館占座，招貼廣告。

北大的棒子面粥真香！至今還想得人流口水。據說，喝過幾年北大食堂棒子面粥的北大人，過很多年一眼就能認出來。人太多，加塞兒是免不了的；飯盆經常不翼而飛也很普通；自習都想去圖書館，因為氣氛特好，可惜座位有限。

填詞：不知名北大學生（很可能是集體創作）；曲：《外婆的澎湖灣》。我的記憶不全，可能有幾個版本：

晚風輕拂圖書館，座位全占滿；沒有座位怎么辦，心里是凄慘慘；坐在門前的草地上我消磨許多時光，從七點半我一直挨到十點半。

也有幾次被人趕，那景象真凄慘；收拾書包，垂頭喪氣我離開了圖書館；四處流竄猶如喪家之犬，直到黑夜吞沒我在宿舍大門前。

圖書館，圖書館，北大的圖書館，有過許多美好時光；書包，飯票，鉛筆盒，還有一個倒霉蛋。

記得有一次中國隊（足球）又贏了，數千同學聚集，不久就興高采烈出門慶祝游行。我站在路邊看著，覺得非常可笑，可不知不覺就加入了游行隊伍，過了幾分鐘，我發現自己竟然和其他人一樣振臂吶喊，忘乎所以。肅然而驚，從此對群眾運動的力量心存畏懼，敬而遠之。也對偉大而理性的德意志民族為何能如此瘋狂，略有心得。

抱個胖胖的baby

搶救大熊貓！

“竹子開花了呀。明天的早餐在哪里？”這是誰的歌？1984年春，中國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竹子大面積開花，死亡，野外至少發現138只餓死的大熊貓。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發布消息之后，引發全球關注。美國也成立了熊貓愛好者自發組織的募捐團隊，里根總統夫人南希志愿擔任會長。

事有湊巧，我們當時正在北大籌辦北大博物協會（植物，動物，地物，礦物），由三個相關學科的學生發起：生物系朱承（80級）、地質系王昆（80級）、劉宗堅（81）以及地理系鄧郎（81級）。記得朱承在生物系帶我一起找人幫忙，第一個找的就是曾周（81級），整整一年后，1985年四月，他在秦嶺佛坪地區考察大熊貓時不幸遇難。曾周是熱愛自然并跟隨生物系潘文石教授開始研究大熊貓野外生存狀態的大學生，研究事業剛剛開始就戛然而止，年僅21歲。他早年喪母，由父親一手帶大。可憐老人中年喪妻，喪子，孤零零一身，情何以堪！

在北大生物樓的追悼會上，曾老先生一聲：“你到底還是去了！”讓我們淚流滿面。記得我發言時只講了幾句：四月的秦嶺正是草長鶯飛，春意盎然的時候，這么生機勃勃的時候，那么生機勃勃的地方，為什么會奪去那樣一個春意盎然的生命？物化曾經滄海，生命周而復始。秦嶺收留曾周，良有已矣。我講完，曾伯伯又哭了。

后來他問我，是不是喜歡莊子，我吃了一驚，趕快請教，原來，曾伯伯畢業于北大哲學系，與王若水、李澤厚是前后同學。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經歷坎坷而心胸豁達，受如此致命打擊而不倒下。對了，曾周是“小平您好”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那張著名照片上也有他。

曾周英年早逝，使我對生死有新的思考。“歸去來兮，月夜樓臺花草影；行不得也，滿天風雨鷓鴣聲”。想象他一直走在秦嶺的蒼松翠竹之中：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我至今清清楚楚記得曾周當時的樣子：剛剛端著一盆洗完的衣服從水房出來，非常精神，一看就讓人喜歡，覺得可靠。開始他還不太愿意參與博物協會籌辦活動，但后來幫了很大的忙，還做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

大家一起請了不少顧問，準備開成立大會。熊貓餓死事件一出，我們立即行動起來。就在那個周末，組織了不少同學到王府井搞公開募捐活動。為動員更多參與，朱承還聯系了北大附小。孩子們也欣然犧牲周末時間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與我們的活動。

之所以在王府井，有兩個原因：其一，最熱鬧，人群流量大；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協和醫院就在左近。當然這跟緊急救護無關，而是因為北大和協和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首都醫科大學是協和醫院辦的，當時可謂象牙之塔的塔尖：讀七年，出來是醫學碩士學位。而他們的前兩年半在北大生物系委培，號稱醫預班，算是北大預科生。

據說當初是想從北大生物系畢業生里招生，北大不干：憑什么呀。你招你的，我前兩年幫你代培。得，他們20 個人兩年后得回到協和，還是跟生物系的同學沆瀣一氣，穿一條褲子的親密。娶媳婦，招女婿，時有發生，不分彼此。所以，我們出動，以生物系為主，協和醫預班的成了我們后勤。桌子，凳子一應物品都來自協和。標語一打，喇叭一叫，齊活，募捐開始。

真巧，北京五中的同學也在同一地點為大熊貓募捐。這下好，合而為一：北京大學，北京五中，北大附小，北京的大中小學全部到場，人同此心，為大熊貓呼吁。

邂逅李澤厚先生

這時我突然發現我們旁邊，就在王府井新華書店前面，有一群氣質不凡的人物。一問才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批研究員利用周末和廣大群眾、讀者見面，解惑答疑。其中赫然就有北大校友，我非常敬佩的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先生！讀過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和美不勝收的《美的歷程》。

先生當面，我自然不放過討教的機會。直接問李先生他如何定義美。記得李先生說，“美是一種自由的形式。”話音未落，我當即反駁：“定義必須是收斂的，用狹窄的概念，定義寬泛的概念，才能定義住。您這自由的形式比美還廣博，怎么能定義住美呢？”諸如此類，胡攪蠻纏一番，弄得李先生只有苦笑的份。

后來，看到前文學所所長劉再復先生（“必記本”注：也是北大校友）的文章，稱澤厚先生不會聊天。我也很遺憾，為了一個小問題，自作聰明，錯過向大師討教重要問題的機會。比如，他提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問題，救亡壓倒啟蒙問題，以及他為什么揚康德而貶黑格爾等等。

行文至此，忽聞老先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家中去世（2021年11月2日），享年91歲。借此機會向這位博大精深的一代宗師致敬！

順便加一句，挑戰權威是北大傳統，即使面對自己尊敬的老前輩。自我標榜一句: 吾愛吾師，但尤愛真理。囂張一句：我們不是“糞土當年萬戶侯”，我們是“糞土當面萬戶侯”。真不是吹牛，我們在北大，曾經與中國總理勾肩搭背，稱兄道弟。

李先生旁邊有一位風度翩翩的青年學者，我看著順眼，劈頭就問：“能跟您請教一個哲學問題嗎?”那位先生剛剛目睹我和澤厚先生唇槍舌劍，立即站起來笑著說，別說請教，咱們共同探討。結果，他在20分鐘里，給我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哲學課。此公水平極高，可惜連名字都沒問，太遺憾了！我和他探討的內容，后來還引起一場風波，此為后話。

我和李澤厚先生以及這位年輕學者的辯論，被旁邊一位長者看在眼里。他走過來問：“同學，我能和你聊聊嗎？”當然！他拍著我的肩膀，邊走邊談，諄諄教誨，讓我不要太極端。實在感謝，可惜我沒有完全聽進去。談話之后，我轉過身問一位學者，這位長者是誰？答曰：我們社科院黨委書記，中央委員梅益同志。大吃一驚。又說，我們院長馬洪同志也在。我掉頭就去找到馬洪院長。此時估計我這個愣頭青的故事已經傳開，馬老顯然知道我就是那個搗亂的，所以非常客氣，但比較嚴肅地教導我一番。我假裝接受，態度誠懇。

此時，機會來了，當天中央電視臺記者特別來拍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和讀者見面的活動，我馬上跑過去抓住記者，把搶救大熊貓募捐的重要性說了一遍，并且強調，此事舉世矚目，我們現在北京大中小三級學生都在這里，您正好趕上，天賜良機，還有比這更有新聞價值的嗎？您不給我們拍攝一下？記者只是笑，可就是不去拍我們。

我很無奈，但不想放棄，就去找梅益書記幫忙。梅書記悄悄跟我說：我也很支持你們，的確有意義和新聞價值。你可以去請馬老出面，他面子大。我馬上揪住馬老，大力求助。馬老二話不說，把我帶到中央電視臺那位記者面前，建議給我們活動錄像。那位記者同志似乎就在等這一刻，立即笑著走過去拍攝。

我大喜，跟在他身后。他轉過身來跟我說：“我就想拍你。”我一愣，趕快接過話筒，對人群講了一番道理，現在已經不記得講了些什么，結果，當晚中央電視臺把我們的募捐活動放在第四條新聞里播出！遠在社科院學者新聞之前。當晚不少人說在新聞聯播里看到了我講話。沒想到，一場自發的募捐活動，最后變成中央電視臺幫我們站臺，影響波及全國。

能發一句感慨嗎？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之一。那么多好人，智者李澤厚先生，那位青年學者，梅老，馬老，那位中央電視臺記者，北大附小的孩子們，北京五中的同學們，我最親愛的北大同學們，尤其那天所有捐款的熱心的北京和外地同胞。那一天，我們募集到400多元人民幣！

您別吃驚，1984年，那是很多錢！那時，北京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40元。在北大學四食堂，三毛錢可以吃小炒！很多人捐錢不是元，是幾毛，甚至五分錢。和他們的收入比，已經不少。這么算來，那天可能有上千人捐款，我們很知足，很感激。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最早在北京大街上募捐的。而今，相隔37年的時間，相隔萬里的距離，我向那個美好的時代，美好的人們，美好的北京，鞠躬敬禮，五體投地！

緊鑼密鼓，籌備博物協會成立大會。我們請了一群科學泰斗做顧問，地質系同學請到了中國地址科學院院長黃汲清先生（對中國發現大油田貢獻極大，包括大慶油田，發現油田和李四光沒有關系）；中國地質科學院院長周明鎮先生；我請到了植物學家侯學煜先生（學部委員，少數幾個后來拒絕在三峽大壩論證結論上簽名者之一），和北大生物系陳閱增先生（學部委員，劍橋大學博士）。

我和朱承還跑到林業部，直接找到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常務副會長、國務院大熊貓搶救領導小組組長、林業部副部長董智勇先生，請他參加博物協會的成立大會，從此和董老成為好友。

1987年五月，我從廣播中聽到他飛往大興安嶺指揮救火的消息，那春天里的一把火，燒了和北京市面積同等大小的森林——1.7萬平方公里。作為滅火前線副總指揮和林業部主管林業的副部長，他和林業部長都被撤職。作為真正懂行的林業部負責人，本來他不該撤職，奈何部長咬著他不放。我七月去家里看他，聽他說他被撤職后，全國20幾個省的林業廳長都來家里問候，其人品可見一斑。董老后來受錢學森推薦，擔任中國沙漠治理學會理事長。

董老的助手魏秘書讓人如沐春風，非常干練。董老非常爽快地答應我們，帶領保護協會成員出席我們成立大會，同時接納所有北大博物協會會員為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會員。

在保護協會聽到一個消息，美國總統里根準備訪華。作為美國大熊貓募捐基金會的主席，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提前來華向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贈與捐款。我當即覺得機會難得，可以請保護協會出面邀請南希夫人參加我們的成立大會，并聘請夫人為我們協會的名譽顧問。夫人在最短時間內答復， 欣然應允出席我們的成立大會并樂意做我們的名譽顧問，美國廣播公司同行并為大會錄像。為確保不出差錯，我電話打到外交部禮賓司，咨詢相關程序。答曰沒有問題，他們已經和南希夫人和保護協會協調。之后外交部禮賓司通知北大校方準備接待里根夫人。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這是由于我的疏忽和無知。當年北大基本是敞開的，什么人都可以來開個講座，基本不用請示匯報。但里根夫人是國賓，是美國的第一夫人，接待規格要求極高，必須有相當高級官員陪同和北大高層出面，所以北大校方以時間倉促為由婉拒夫人來參加我們的成立大會。我當時很不理解他們的苦衷，覺得干嘛拒絕一件大好事？但也無可奈何，只能接受。或許，我們錯過一段經歷，北大也錯過一段佳話。

后來去拜訪董老，在他家里看到他接受南希夫人捐款的照片。他說，是白宮攝影師拍的，夫人回到美國后直接寄給他的。董老說，本來這個接受儀式，當時是想一起放到北大進行的。

或許是巧合，32年后，2016年三月六日，我去加州棕櫚泉（Palm Springs）開會。我大概每兩年才去一次，從來都直飛棕櫚泉。可那年訂票晚了，剛好有一位老友從華盛頓過來，可以去洛杉磯接我，所以飛到了洛杉磯。下了飛機就聽到南希夫人在洛杉磯家中去世的消息，享年95歲。我當時距離她在洛杉磯郊區的家近在咫尺，那天碰巧是我生日，真是巧合。忽然想起當年中美共同為大熊貓募捐，夫人與北大失之交臂，我看著路邊的棕櫚樹發呆。

成立準備活動繼續。我電話邀請北大前校長周培源先生出席。周校長當時是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電話打到他辦公室，結果出了差錯。當時北大打個電話難死了，一棟宿舍樓只有一部公用電話，在一樓看門大爺（大媽）屋里，效果也不敢恭維。不知道是我沒說清楚，還是秘書轉達不準確，結果周校長風塵仆仆提前一周來開我們的成立大會。您別不信，這是真的，一個北大學生一個電話邀請到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來北大開一個小社團的成立大會！證明所有北大出去的領導、校友，都對北大非常在意。

我決定登門道歉。可怎么和周校長直接聯系呢？問路無門? 有辦法。別忘了，住在燕南園的，都是北大知名教授，中國學界的泰山北斗。我隨便敲開燕南園一座小樓的門，赫然就是中國數學大師江澤涵先生的家。巧了，開門的是江先生的孫女，我們同級數學系的同學，一位非常爽快的北京姑娘。我說抱歉打擾，我想要周培源先生的電話號碼，簡單解釋原因。她立即說到，我不知道，我奶奶知道。馬上對旁邊的弟弟說，去樓上請奶奶下來。一會兒，江澤涵夫人下樓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風度！江夫人應該年逾古稀，但看上去至少年輕20歲，集知性、修養、干練于一身。什么叫風度翩翩？什么叫高端大氣？我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不太在意人的穿著打扮。但江夫人無言而教，完美向我詮釋了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素養和風貌，雖然只有幾分鐘，但終生難忘，至今歷歷在目。她拿出一個小電話本，直接把周培源家的電話給我。我很快致謝，告辭。

打電話到周校長家，好像是他女兒接的，然后轉給周校長。他約我第二天去他家。我如約前往（根本不記得有警衛和登記）。見到了周夫人王老師（好像在清華附中教書）和周校長。校長（1980年卸任北大校長）風度翩翩，看上去像60歲（是年82歲），不怒自威。當時見了我有幾分生氣。我完全理解，他80多歲的人，那么忙，白跑了一趟北大。記得周校長跟我說：我是學物理的，物理學最重要的就是時間和地點。你在電話里說希望老校長一定出席，結果讓我白跑一趟。我馬上道歉，說開會時間讓我弄成測不準了，萬分抱歉，現在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還是希望老校長能夠支持。周校長說他那個時間已經有了安排。我趕快感謝老校長給我當面解釋道歉的機會，然后告辭。

關于周校長和北大經濟系陳岱孫教授（差不多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祖師級人物），聽過不少八卦。比如王女士和陳岱老和周校長有約，誰先去美國拿到博士回來就跟誰結婚，結果周校長拿到碩士就提前回來，捷足先登。第二年陳老拿哈佛博士回國，可惜名花有主，所以陳岱孫終生委屈，終生未娶。我聽張志方講過這個故事，后來也看到類似版本，看來流傳甚廣。我在北大校園里多次看見陳老，看著老先生的高大的背影，暗暗為他鳴不平。

我想這里應該澄清一下，看幾個事實就清楚了：陳岱孫1926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27年回清華任教；周培源1928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然后去歐洲和海森堡（Heisenberg,193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著名的測不準原理的發明者）、泡利(Pauli,194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學就知道泡利不相容原理)從事研究，1929年回清華任教。所以是陳老比周校長早兩年回國，捷足先登云云完全不成立。時間鏈條也不對：陳岱老1920年去美國留學；周校長1924年才去，差了四年。周夫人王蒂澄1910年才出生，怎么可能在十歲時和任何人有婚約，還雙鳳求凰？希望傳聞終止于此。

請不到周校長，我就去請中國科學院盧嘉錫院長。我是成立大會當天下午去的科學院。沒有預約，也無人介紹。我忘了是不是有一張北大學生會的介紹信。我說明來意，等了半小時就進去了。那會兒效率真高，政府官員架子真低。

先見到了盧院長的秘書，一位非常親切又精明強干的年輕干部。他了解了一下情況，然后帶我到盧院長辦公室見到了院長本人。盧院長忠厚長者，非常謙和，親切。老實講，我不記得和盧院長怎么說的了，只記得當時離會議開始只有三個小時了，盧院長居然答應了我們（據后來盧院長和丁石孫校長說，當時我讓他覺得如果不來北大，就對不起我。可盧院長這個決定和出席，卻真讓我終生覺得對不起他！因為，當晚盧院長一位好友病危，因為他來北大，結果沒能見上最后一面！我為此歉疚了幾十年。后來又見到盧院長，我都不敢過去問候）。他的秘書還給我20元錢，說盧院長和他每人10元，捐給我們。我非常高興，感激，也已經筋疲力盡，趕快往北大趕。

不知是否忙了許久終于臨近終點，我那天晚上又乏又累，忘記吃沒吃晚飯。趕到大飯廳時，董部長已經帶領一批保護協會的人到了，開了12輛車，陣容龐大，還給我們帶來了一部電影：《灰喜鵲》。我們有一個團隊一直在現場準備大會的召開，準備得很細致。王昆、劉東周同學已經在陪黃汲清，周明鎮兩位老先生說話，一會兒盧院長、丁校長、董部長也來了，大家相聚甚歡。盧院長跟丁校長說北大學生真是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呀，看來是間接批評我了。

地質系一位姓趙的同學，非常帥的哥們已經準備好了大會議程，我把一切都交給大家就行了，一切都會很圓滿。我不知是錯了哪根筋，堅持要主持會議，趙同學好心提醒我，可我就是聽不進去。結果我不僅沒搞清楚議程，還把幾位尊貴的客人都介紹錯了！就跟成心搗亂，來砸場子似的。那幾乎是我愚蠢自大登峰造極的時刻，不知在場同學是否記得？如今說出來，感覺一身輕！還好，我的愚蠢沒有造成太大損失，師長們和同學們一笑了之，北大真是寬容。

盧院長講話（又說起后生可畏！）和丁校長講話中都對博物協會成立表示大力支持，董部長作為國務院大熊貓搶救領導小組組長的講話和緊接著的捐款交接儀式把大會推向高潮，然后看電影。北大博物協會正式成立。王昆為主席，朱承、鄧郎為副主席。除了我不著調，一切都好。

博物協會成立以后，以各部為單位，搞了不少活動，我記得有一次去了妙峰山植物考察和野餐。妙峰山是北大生物系植物觀察基地，距離北大40華里左右。一群人騎車沿著京密引水渠而行，一路白楊綠水，笑語歡歌，一點不覺得累（那會北京真好，幾乎沒有什么汽車，公共汽車非常可靠，騎車也非常方便。去北京站接人從北大走，到中關村上320，一氣開到木樨地，改地鐵到北京站，全程只要40分鐘。根本不知堵車為何物）。

作者近照

甘肅之行——北大生長環境（班，系，校），宗教，沙漠，水，生命

85年6、7月，北大研究生會組織了一次暑期支甘服務團。當時的研究生會外聯部長正好是甘肅人，姓趙（法律80，為他鼓掌！）。他想為家鄉做點事，就組織了這個服務團，主要是英語教學，其次是發展潛力考察。有關這次活動，請看張京梅（英語81）同學的《青春無悔》系列（上，中，下，后記）。我讀之再三，愛不釋手。女同學心細，居然保留了那么多的好照片和實物。京梅珠玉在前，我難免續貂之譏。但觀察角度不同，所以想選取幾個我印象深刻的剖面，回味一下那非常難忘的美好時光。

關于北大人的生長環境。北大有非常典型的三個生長環境：班級環境、系級環境和校級環境。這三個環境里度過四年的北大人結果可能大不相同。這番精彩總結，來自經濟系82級的薛旭同學，當年（1985）他是北大經濟學院的團委副書記，一個典型的系級和校級環境中走過四年的北大學生。

在班級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同學，往往非常專注，在專業上極有造詣。我們班同學都是為人極好的謙謙君子，我懷念和每一個人的交往和友誼，其中對我影響很大的是劉家田（班長）、戴剛（詩人阿吾）、徐建宏、張建中、馬志文等同學。

我屬于校級環境，認識了不少外系和不同級的朋友：許創業（法律80）；科學哲學研究會會長高慶生（物理81）也給我很深的印象；葛全勝（地球80，安徽桐城人，北大書法社認識的，85年全國硬筆書法大賽特等獎獲得者，作品作為字帖出版）；學生會生活部長何江（力學79，一位非常高大的美男子，陜西人）；北大14屆學生會主席朱善璐（哲學79）。

我和善璐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14屆當選之后，和同學見面，宣布自己的任務和目標，然后布置本年度工作，讓大家問問題。我舉手說，為什么你們本年度工作和你們的任務目標沒有任何關系？善璐開完會立即過來找我，第一句話：你怎么問這么尖銳的問題？第二句話：你來我們學生會工作吧。85年9.18后，在校園里見到善璐，他哭喪著臉說：鄧郎，我是北大頭號學賊呀！我說：可喜可賀！我沒開玩笑，9.18和我當年懟中曾根一個水平，親身經歷過的同學可以寫寫。

在聽完薛旭的高論一個月之后，我踏上了北大支甘服務團去蘭州的列車，此番經歷淋漓盡致地演繹了他的觀點。我屬于典型校級環境學生，交了很多跨系、跨年級的朋友，終生好友。但支甘服務團列車給我的感覺依然是非常美好和震撼，不亞于張京梅的感受。那是一個完美的校級交流環境，跨系，跨年級，跨男女。校園里，大家都無所謂，出了門，北大一家親，完全像家人組團旅游，沒有任何隔閡。這一路火車之旅足夠大但又相對封閉的空間，足夠長但又相對連續的時間（30個小時），加上足夠美妙的目的地和身邊足夠賞心悅目的同學。上帝真是慷慨，把那么多美好送到你面前。說真的，那種美好感覺，以后都很少出現。

比如，我對面坐著一位。哪個系的？經濟系。忽然想起薛旭，他是你們學院團委副書記，認識嗎？當然，我碰巧是團委書記！請問大名？張志方（經濟81）。得，這奇妙的世界！從此和志方成為好友。再看這邊這位，睿智成熟，風度翩翩。誰？徐曉東（英語81）。曉東兄比我們大幾歲，又當過兵，遠比我成熟深刻得多。見到張京梅，又吃了一驚：北大還有這等養在深閨人未識的人物？

那趟列車，幾乎是強制要求所有人做校級交流。我這種人自然如魚得水，狠狠交了幾個好朋友，除了上面三位之外，還有非常敦厚賢淑的老大姐汪寧紅（英語79，申請學校的推薦信請她修改，那才叫地道英文！）；高瘦的帥哥王忠欣（國政？80，記得忠欣不想去敦煌，我忽悠他：一個商人沙漠蒙難，忽見霞光萬道，指明方向，走出困境。感念我佛慈悲，萬道霞光，不知其高，遂鑿洞供奉，謂之莫高，他抵不住故事誘惑，終于和我們一起去了）；秘書長張少云（國政80）；我的調研組長徐志宏（哲學79？）；張來明（法律80，來明給我講了當年競選的趣聞）；英語系的李迎春（82，聽說托福考滿分）；潘學進（82）、李詠（83級）、于妍（81級）、周培元、蘇東坡（經濟81）等，還有一位來自福建的研究生同學，他講了在福建農村插隊時的笑話，沒把我笑死（待客上床，和主人老婆同床，第二天早晨喝涼水）。

那次火車上認識的還有于妍和汪寧紅（汪姓來自女真皇族完顏）一組，在甘谷縣教英語。我們調研組去了甘谷，在大象山下，渭水之濱，受到劉縣長等的熱情接待。縣領導對汪、于兩位老師的水平和教學成績給予極高評價。汪寧紅跟我說起在當地自由市場見過一個特別可愛的小女孩，還穿著開襠褲。她和于妍逗女孩說話，結果小姑娘一下給嚇哭了，旁邊的老奶奶馬上說“心疼呀，心疼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心疼”的妙用，后來發現說姑娘美麗可愛，也說心疼。

還有幾位老朋友也是那次認識的：研究生會主席齊海濱（法律78）；研究生會社會實踐部長吳宏（計算機79），在攝影上有相當造詣，甘肅之行最好的照片，應該在他那里，對了，接待溫元凱，他是主要負責人之一；還有一位83英語的小師弟叫于憬軍，極有幽默感，他講笑話時的動作、聲音、表情我都歷歷在目。

離開北大后，見到很多人都想和北大人交朋友。據說北大平均智商130，我猜情商可能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借用《愛情故事》作者Eric Segal 的話：學生中，不少人絕頂聰明，幾近天才；還有一部分就是天才，幾近瘋狂。總之，人才濟濟，目不暇給。如果您在北大幾年，居然沒有交幾個跨系朋友，那真是入寶山而空手歸，守著山珍海味挨餓。記得火車上玩一個游戲，是齊海濱介紹的。特別考校一個人的知識：你心中想一個名人（古今中外都可以），然后讓對方猜是誰。對方有15次機會發問，你只能回答是和不是。我們玩了很久，興趣盎然。厲害的可以在第12問時直接給出答案。

去的路上還有一次小沖突。我們一路談得高興，引起車廂里兩個非北大人的不滿。兩個青年，肯定不是大學生（沒有歧視的意思，如果是大學生，肯定和我們聊天），看著我們不順眼，找茬兒，吵了起來。好像主要是和我、張志方、張京梅、于憬軍和徐曉東吵。我們很克制，所以沒有動手，然后他們自己去另一個車廂了。軍人出身的徐曉東很生氣，幾乎想把他們從車窗扔出去。我在想，差不多是同齡人，他們為何與我們有那么深的隔閡？因為北大人太張狂？我以為沒有，我們五個人都很平易近人。當年，是否能上大學，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分水嶺。

敦煌

莫高窟，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瑰寶。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聽說，文革高潮時的1966年夏天，一群蘭州的紅衛兵斗志昂揚，氣勢洶洶要砸了莫高窟。到敦煌先要乘火車到柳園，然后下車步行70華里才能到敦煌。這一帶是典型的沙漠氣候，很少降雨。可是，就在紅衛兵們列隊從柳園向敦煌前進的途中，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雹襲擊，被砸得鬼哭狼嚎，中途折返，莫高窟幸免于難。冥冥之中，自有佛助。我缺乏藝術細胞，不敢對莫高窟的壁畫和雕塑妄加評論，倒是覺得鳴沙山和月牙泉這一對戀人，實在是自然奇跡。

好像除了中國的傳統繪畫、書法、瓷器和印章，世界上許多偉大藝術都直接來自宗教。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宗教信仰并留下洞壁畫。人類是擁有自我意識的高級生命，自我意識中，最重要的就是對生命和死亡的意識和糾結。什么是活著？為什么會死？所有宗教都是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

人類渴望永生，所以宗教提供天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解脫（佛教）、長生不老（道教），同時也提供了生存的意義：為了進入天堂；為了往生極樂世界；為了得道，這些都是宗教對個體給予的永恒承諾。千古艱難唯一死，說穿了，宗教是人類面對死亡的訓練和準備，并且常有混淆生死之間界限的功能。西方的修道院，中國的苦行僧，都遠離塵世，都把生存需求降低到極限，幾乎達到生不如死的境界。

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欲望和實現欲望能力之間的緊張。很自然的，解決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增加實現欲望的能力和手段，二是控制欲望。由于人類欲求無限，水漲船高，所以方法一永遠是暫時的滿足，控制欲望才是最終解決方案。

西方文明在200多年的短短時段內把實現人類愿望的手段發展到極致，許多古代完全不敢夢想的東西都成為今天的日常現實。一個普通現代人可以享用的物質資源可以輕易超過一個古代帝王，這是驚心動魄的巨大成就。然而，人類的幸福感并沒有增加多少。不論個體人生多么燦爛輝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我們最終要直面死亡。

沒錯，人類正在用技術手段盡量延長壽命乃至達到長生不老，先不管可能性多大，假如人類真可以長生不老，那估計自殺率會直線上升。沒有死亡作為終極歸宿和挑戰，則生活、生命可能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義和理由。

感覺好像基督教是個立體的空間世界，有天堂、人間和地獄上中下三層；佛教是前后相關的時間世界，前世、今世和來世。除了侍候主，永遠快樂之外，基督教對天堂描述甚少。在這一點上，佛教的轉世更有吸引力，換個活法，再過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直到大徹大悟。人們對天堂是很陌生的，對世上的好日子、好命運卻是直接感受的。

我震撼于宗教的偉大魅力，但就是信不起來。聽說，出國的留學生，信教的（基督教）不少，理工科居多。不管傳教士多么苦口婆心，我卻無動于衷。但也被震撼了一次。

2004年夏天，在圣地亞哥會議中心的臺階上，我忽然被人叫住，一位近20年沒見的北大同學, 一位達爾文的堅定追隨者，變成了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跳躍有點大，我有些蒙圈。老同學和我分享了他的心路歷程，我很理解他的選擇，但自己無論如何越不過信仰的龍門，并且非常慶幸以杰斐遜為代表的美國國父們主要是自然神論者（Deism，相信上帝創造了世界，但之后就是甩手大爺了），他們非常理性而堅決地把上帝排除在美國憲法和政治運作之外，否則，美國就沒有宗教自由了，而法律在上帝面前也會形同虛設。道理很簡單：上帝是絕對的，而政治是要妥協的。只要上帝在，一切都要屈從。我相信，真正的信徒會獲得極大的精神滿足和安慰。

幾年后在北京見到另外一對非常優秀的北大同學夫妻，也是非常美好的人和虔誠的教徒，相親相愛幾十年，夫唱婦隨，女兒優秀。我已經毫不吃驚，只為他們高興了。也許是巧合，這幾位信教老同學都住在德州。

這里妄言宗教和上帝，不敬之處，懇請海涵。

陽關

敦煌之前去的陽關。陽關距離敦煌市大約50公里。偉大的陽關只剩幾個荒漠中的土墩子。雄關漫道真如鐵，只被沙打風吹去。陽關的蒼涼在張京梅同學的《青春無悔》中有非常厚重的描述。好像面對亙古和永恒，我當時覺得在沙漠中渴死，也是不錯的死法。離開陽關，好像大家都很嚴肅。車開出20公里，忽然就看見樹了，好像還是果園，所有人立即精神大振。不久居然聽到了水聲，竟然還看見一個大水塘！從那一刻起，不論男女大小，所有人都瘋了一般，包括團長陳新權。我們從高高的沙岸一次次往水塘里跳，大家都濕透了，沒人在意。剛剛面對過沙漠的人，看見了生命之水，對比太強烈，反差太大了！那是人類最原始最自然的反應，對水，對生命的擁抱。

研究生論壇的經歷

大概是84年底，北大研究生會舉行了一次哲學問題討論會，好像在三教。我在會上放了一炮，掌聲還挺熱烈。剛剛走下講壇，鄧杰（法律81）立即過來跟我說，“你可真敢說!”我馬上知道有些出格了，不過也沒有太在意。坐回觀眾席，我發現一位高高瘦瘦的人也從觀眾席出來，和幾個主辦人出去了。一會兒，幾個主辦人開始就我的觀點展開批評和辯論。我覺得很正常，自由辯論嘛，不過三個人輪番批駁我的觀點，有些奇怪。

過了幾個星期，研究生會學習部長馬伯強（物理79）找到我，就那天的辯論進一步交流。我的理解是，伯強兄支持我對這些問題的思索，但不認同我在公開場合以那么激烈的方式表述。我非常感謝他這么負責任，還專門找我回顧問題，并提出中肯建議，不過也有點發懵。后來，謎底揭穿，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當天，觀眾席上有兩位校外人士，認為我的觀點很離經叛道，遂做了總結歸納，逐級上報，驚動了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打電話到北大，提出質詢。北大領導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打了一悶棍，遂展開調查。結果，鏡頭回到當晚。我看到的那位高瘦的人離座出去，他是當時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是一位政治敏感度極高，謀深慮遠的人物。他當晚正在寫碩士論文，忽然覺得得去學習部主辦的論壇看一眼，這也是我的幸運。結果就聽到我的一番“高論”，立即覺得不妥。掃視全場，當即發現有兩位年齡比較大、明顯不像是北大的人士，心叫糟糕。并立即起身，把主辦者（馬伯強，陳坡等）召集出去，請他們組織對我錯誤觀點的批駁，這才有后來三人對我觀點的辯駁。

所以當北大校方開始調查這起飛來麻煩的起因時，直接找到他本人。他當即回復：“我們在現場就認識到了這位鄧同學觀點的錯誤，立即組織了對他錯誤觀點的逐條批駁，并且獲得了更多的掌聲。如果有任何不利影響，已經當場肅清。”北大黨委據此回復上級，理直氣壯。而我則茫然不知，躲過一劫！真是緣分，后來與這位師兄成為終身好友，“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不勝感慨！ 

《走向未來叢書》

1984年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在北大影響很大。編者、作者都是一時之選。第一套書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本：《增長的極限》、《GEB--一條永恒的金帶》和《在歷史的表象背后》。主編金觀濤（化學，65級）對中國歷史的解讀讓人耳目一新。此前他和夫人劉青峰（中文，64級）在《十月》上發表的小說《公開的情書》已經轟動一時。

《走向未來叢書》

1985年五月底，《走向未來叢書》編輯部要舉辦一次《作者、編者、讀者座談會》，機會實在難得。北大的票不多，我找神通廣大的老齊（海濱）要票，他讓我去問問研究生會學習部的負責人王培，結果我又因此結交了一位終身好友并且改變了我對世界的認知。

記得第一次見王培，是中午，他從22樓研究生宿舍的一樓上鋪跳下來，跟我說沒票了，讓老齊自己想轍吧。知道他是計算機系的，不知怎么我就問起了一個數學問題，結果被王培顛覆了我的認知。那種震撼，至今記憶猶新。王培是我見過的邏輯思維最清晰的人物，沒有之一。多么復雜的問題，被他剖析之后，都一清二楚。

比如，有一次聽吳國盛講“超越層次”，又說層次是平權的，聽得我一臉懵B。當場李書磊就問：既然層次是平權的，那為什么還要超越？吳國盛說：我說不清楚，讓王培講吧。于是王培開始闡述他對層次的認識，大概如是：研究任何事物、現象，都有一個適當的層次，并非越高越好，不能總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從微觀到宏觀，看待事物有很多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需要不同的觀察手段和角度。根據需要選擇一個最佳層次，有時要超越，有時要降低。大概如此。當時聽完，如飲醇醪，如沐春風，通體舒泰。以后和王培交流，類似的感受多多。王培的講稿，后來整理成一篇短文，叫《層次問題》，由齊海濱發表于他主編的北大校刊《紅樓》版。那期校刊我保留了很久。

王培是當今世界通用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研究的領軍人物。他的博士導師就是《一條永恒的金帶》的作者侯世達教授（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對了，王培和講哥德爾定理的嚴勇，是《一條永恒的金帶》中文版（專業版，不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簡版）的主要翻譯者，后來二人都到了Bloomington 印第安納大學跟隨侯世達讀博士。我去Bloomington 看過王培，其實那里最著名的是金賽博士（Kinsey）的性學研究。

王培在那里讀完博士，博士畢業論文獲大獎，嚴勇中途離開，去斯坦福讀MBA，路上在我那兒住了一個晚上。記得嚴勇跟我說，做科學研究與為人類做貢獻沒什么關系，無非是讓自己過一種高尚的精神生活。嚴勇是78年全國數學競賽第二名（第一名上海李俊），免試入北大數學系。是北大最早一批穿牛仔褲、彈吉他的人。他弟弟是北大數學系85級的，和我很熟，畢業前失蹤。嚴勇斯坦福畢業后回國工作，據說在深圳找工作時，穿著牛仔褲，背一個黃書包，上面寫著“為人民服務”，履歷是北大博士，斯坦福MBA，大家以為他是騙子。

王培在20年前，就已經設計（創造）出能做夢的人工智能。納思（非公理化推理系統，Non-Axiomatic Reasoning System，NARS）是王培設計的一個通用人工智能系統。他把“智能”定義成“在知識和資源相對不足的條件下的適應能力。他設計的人工智能可能開始很笨，但擁有一項必須是智能才有的稟賦：會學習。不像阿爾法狗（Alphago，打敗所有圍棋高手的機器人，它的創始人之一，Shane Legg，是新西蘭人，曾經是王培在紐約時的研究助理）只是一組計算機程序。能否學習，造出新的東西，是鑒別有無智能的主要標志，就像一個小baby，開始什么都不懂，但注定發展壯大。王培的理論，可以創造另一種文明，聽上去有些嚇人。按照他的定義，任何社會組織都是水平不等的人工智能。比如北大就是一種人工智能個體，我以為她80年代的智商比現在高。

書歸正傳。王培沒有票，老齊讓我和叢書副主編陳越光聯系。好像叢書的扉頁上有編輯部電話，我試著打了幾次，最后在40樓終于打通了。話說當年的北大打電話太不方便了，幸福全靠自己動手：交通基本靠走（有一輛自行車已屬奢侈），通訊基本靠吼，泡妞基本靠吹牛（知識就是力量，其它一無所有），炫富的王八蛋基本沒有。沒想到我居然用公用電話就找到了陳越光，問他我們是否能去，陳越光非常熱情，干脆利落地說，非常希望海濱和你們能來，到門口找我就行。

我就和老齊、王培和顧昕（生物80）一起去了，好像是在軍博附近。見到了許多著名人物，老齊把我們介紹給金觀濤、劉青峰、尹藍天、樊洪業等人。吃飯時，我和王培、陳恒六一桌。記得陳恒六一直在談愛因斯坦文集，對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推崇備至。我一不小心，把菜撒了王培一褲子，王培一笑置之。

說到底，當年北大的交流環境堪稱無與倫比。王培、高柏（東語79）、齊海濱出國后都說，在美國也沒有碰到像80年代中期北大那么好的交流環境：一群中國一流的學術精英，在一起自由碰撞，指點江山。我在討論班上，交到了幾位終身好友，三十多年來，一直聯系緊密，收益良多。至今想來，還是我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排球，足球，中日圍棋擂臺賽

自從80年3.20“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之后，幾乎贏了就要聚集到樓下，31、37、38、39、40、41、42、43 樓在一起，自然圍城一個天井，樓上開窗喊一嗓子能吵醒半個北大。然后出校門繞北大喊一圈兒。有一次去了清華，喊清華下來；還有一次走到了人大，喊人大下來。記得沒幾個人下來。可能清華、人大都覺得北大學生是吃飽了撐的。

和體育沒關系但鬧得很厲害的一次是北大宿舍要11點熄燈！是84年冬天吧？這不要命嗎？讀到高年級基本都是夜貓子，11點關燈幾乎相當于21世紀的斷網！記得許多人打著火把走了一圈兒，逛到北大中關園，最后還是回宿舍睡覺。學校似乎沒有改變決定，大家也就認了。

85年中日圍棋擂臺賽時，所有人都盯著電視，整個北大都在下圍棋。第二次聶衛平連過五關，贏了藤澤秀行后，北大又瘋狂一次。那是老聶的人生巔峰，他帶著中國圍棋隊隊友江鑄久，劉曉光等來北大和同學們見面，場面極其熱烈，主持人譚軍（中文81）最后嗓子都啞了。我得到的一個重要信息是老聶說藤澤秀行等日本圍棋大師是很好的朋友，擂臺賽只是切磋技藝，不要看得太重。

當然，最喜歡的還是足球，當年的中國隊（榮志行，古廣明，劉力福，沈祥福等組成），是49年以后直至今日中國最好的足球隊。十分懷念觀看他們每一場比賽的時光（當年北大宿舍每層樓只有一個電視，還不一定干活，一回頭，全是眼鏡。所以有個對聯：今世進士盡是近視。下聯不知），永遠遺憾他們沒有去成世界杯！

我有一次站在游行隊伍外邊看著異常激動亂喊亂叫的人群覺得很可笑。幾分鐘后，發現自己居然也在游行隊伍中，同樣激動著，喊著同樣的口號！倏然而驚。第一次切身反省個體和集體的行為差異，切實感受群眾運動的沖動和可怕力量。

多年后在紐約曼哈頓42街上，一個冬天傍晚，天擦黑，下班正準備上地鐵。不知怎么回事，就有三個人在接近地鐵口站成一排，其中一個遞給我一面小旗子，我也就不由自主順湯順水進了一個游行隊伍開始跟著喊口號。忽然想起多年前的北大經歷，馬上問身邊一位像是來自中東的兄弟：咱們這是游行反對誰呀? 對方一攤手：我也不知道（“Hi Brother, what are we demonstrating against?”“I don’t know either!”）。我立即撤出隊伍走人。

有鑒于此，我對全民公投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作為一個大集體的全民，非常容易受一個事件，一種情緒的影響和操控，大眾經常按情緒投票，而不是理性判斷，所以投票結果很可能違背民眾自己的利益而不知。美國從來不搞全民公投（聰明），歐洲的公投經常事與愿違。 

《絕對信號》

好像是83年，在辦公樓禮堂看的。是北京人藝來演的，絕對震撼！和北大同學一起觀看這樣的劇目，是錦上添花的享受。有這部劇墊底，多年后聽到編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真沒太吃驚。

北大武術協會

82年吧，搞得轟轟烈烈，非常熱鬧。太極、八卦齊上陣。請的都是校外武術名家作指導教練。我學的是12譚腿，每天練習，一度居然也能踢到自己的腦門兒。記得還請來幾位武術大師來北大做報告。比如太極大師馬禮堂老，當年已經80高齡，中氣十足，講施展太極斗日本兵的故事。何江是主持人，校領導郭景海（學生工作部長）也在。何江一會馬老，一會老馬，把郭部長氣得直瞪眼，跟我說：怎么能叫人家老馬呢？那表情我現在還記得。

北大同學樂于助人

記得84年5月，我在海淀偶然碰到人大附中高三的同學在高考體檢。班長好像叫趙澤紅，一個非常聰明能干的小姑娘。跟我提個要求，他們很想知道北大各系的情況，便于高考報志愿，好像當天下午就是限期。我立即跑回圖書館，一通忽悠介紹，居然在30分鐘內拉了數學、生物、物理、化學、心理、地質等好幾個系的同學，大多不認識，一起騎車到人大附中那個班，和他們座談，介紹各系情況。后來他們班有好幾個考到北大。而班長趙澤紅，是北京當年的高考狀元。

用一幅對聯（平仄不調，大家對付著看，就是表達個意思）總結一下一個80年代北大人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