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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顧城相繼離世，北島遠赴國外，芒克改行畫畫，才貌雙全的易知難，點燃了手里的煙……
他們是從同一年代走來的同路人，這種情誼不可替代，讓人眼眶溫熱。
八十年代的人們在新舊嬗替中的種種面容，構成一部宏大的敘事，時間縫隙中的清白臉龐，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多年之后，北島寫下那段著名的詩句：
“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曾經年輕的生命如今已是白發蒼蒼，他們凝望著無需言語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傷痛是如何不足為道。
那些貧瘠的山河愈發荒涼，時代變幻，如此純粹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詩人已經死去，詩歌逐漸腐爛。那些有血有肉的過往，成為記憶，逐漸被畫上休止符，他們是歸來的異鄉人。
玻璃晴朗，橘子輝煌。老去的不再年輕，遠去的不會回來。
那個時代，結束了。
1978年12月22日傍晚，牡丹牌收音機里播放著公報，連續多天沒合眼的年輕人們湊在一起，為《今天》雜志做著最后的收尾。
這份先鋒主義文學刊物，反抗的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卑鄙。
《今天》最潦倒的時候只有芒克和北島兩個人，每個月領6元錢工資。
天剛蒙蒙亮，北島與芒克騎上自行車，懷里抱著剛出爐的刊物與漿糊塑料桶，朝著西單的方向騎去。
芒克與北島
等待他們的，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年代。之后，這樣純粹的日子再也沒有出現過。
八十年代，是一個激情與詩意迸發的年代，那是許多知識分子心中的烏托邦。
當時代從迷茫中回歸人性，人們的生活雖不富裕，精神卻是豐滿的。
那是一個作家堪稱“流量”、受人尊重的時代，涌現了北島、莫言、馮驥才、路遙、史鐵生等一批著名作家。
字句在歷史的墻壁上不由分說地存在著，無處不在，又一言不發。
北島在《今天》的創刊詞中嚴肅地寫下：“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
01
回到久遠的八十年代，北島住在什剎海的三不老胡同1號，史鐵生住在雍和宮大街26號，馮驥才住在東城區朝內大街166號……他們的家不過幾站公交車的距離。
那時，一壺酒就可以讓三兩好友聊一整夜，他們有著高山流水般的默契與單純。
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國外詩集，蹬著三輪車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燈下的馬路邊，一邊吃花生米一邊聊詩歌。
以北島、海子、顧城等人為代表的詩人們，在激情澎湃的時代，將自己的生命與理想無所保留地投進了詩歌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這些曾經耳熟能詳的句子，見證著80年代初文學青年掀起的熱潮。
1973年，芒克寫下那句著名的詩句：
“太陽升起來，天空血淋淋的，猶如一塊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樣被放逐，沒有人來問我，沒有人寬恕我。”
年輕時的芒克
那年，顧城開始學習畫畫，寫詩也日漸進入社會性作品的階段。
期間，他回到北京在廠橋街道做過鋸木工、借調編輯，在《北京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發表過作品。
1977年，顧城在《蒲公英》上發表詩歌，引起劇烈反響，之后與江河、北島、舒婷、楊煉并稱為五大朦朧派詩人。
顧城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
寫作的人是敏感的。
在顧城寫下孩童般純真的詩句時，遠在安徽懷寧縣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當老師。
那年，他才19歲。
如此年輕便成為大學老師，這樣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個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歡寫詩。在學校，他是出了名的固執，從不參加活動與會議，獨來獨往。
海子
“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濃烈的孤獨、明亮的真實，海子是一個過于純粹的詩人。
在政法大學，他的工資被扣到所剩無幾，還要擠出錢來給老家的父母與弟弟。
物質的貧瘠與精神的豐富，反復拉扯著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里，只有一張桌子、床與收錄機。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一個叫木頭 一個叫馬尾”
這個熱烈而悲涼的天才詩人，最終選擇在冰冷的鐵軌上告終生命。
1989年3月26日，在那個冷風侵人的初春凌晨，海子帶著四本書，堅定地走到山海關。
他最后抬頭望了一眼這塵世，從容地躺在冰冷的鐵軌上，那個離土地最近的地方，等待呼嘯而過的火車從他單薄的肉體上碾過。
海子
沒人知道，當火車的轟鳴聲漸行漸近時，他的腦海中呈現了怎樣的畫面。
他或許在想念自己愛人的臉，他或許根本不屑回望那個精神貧瘠、雞零狗碎的工業社會。
自殺那年，海子才25歲，他最后的遺言非常簡短：
我是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教師，我叫查海生，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海子將自己的生命停留在25歲的路口，顧城則在1993年，與妻子謝燁發生沖突，用斧頭砍向妻子，顧城隨后上吊于樹上自殺。
那年，他37歲。
當顧城舉起斧頭的時候，任何落在他身上的詩意都已經不再重要，他只剩下一個身份——屠夫。
顧城與妻子謝燁
02
回想1986年12月，為了慶祝《星星》創刊30周年，詩人們在成都聯合舉辦了為期一周的“中國·星星詩歌節”。
北島、顧城、謝燁、舒婷……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們紛紛前來，這是他們第一次聚齊，也是最后一次。
人們的臉上閃爍著真誠的笑容，人像攝影師肖全摁下快門，那一張張動人的臉得以留存。
1986年星星詩會
由左到右：舒婷、北島、謝燁、顧城、李剛、傅天琳
“肖全，我認識你那么久了，你還沒給我拍過一張照片。”講這話的人，是易知難。
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難的琴房給雜志寫崔健的解說詞，一回頭，看見易知難倚靠著鋼琴在抽煙，神情憂傷，不一會兒眼睛里就滿是淚水。
肖全并沒有與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傷從何而來，只是將那個瞬間拍了下來。
易知難 1990年5月 肖全攝
因為這張黑白膠片，易知難走紅于成都文藝圈，她的身上散發著不可替代的氣質，清楚區別于周圍其他人。
后來的她銷聲匿跡，人們都在找她，反復試圖尋找易知難的消息。
面對想要打探自己平靜生活的外界，她只說了四個字：“今昔何惜。”
人們所追逐的不過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難，如今她已經過上了平靜的生活，松開了緊皺的眉，一切都過去了。
肖全與易知難
除了易知難，肖全鏡頭下還有一個著名女人——三毛。
那個為了愛情遠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1990年9月，三毛從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幾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時間，在成都老巷子拍了這個自己仰慕許久的傳奇女作家。
拍完照后，她隨性地說了句：“咱坐三輪車回去吧。”
三毛是個極度浪漫的人，她曾說：
“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爾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們去看星星。你會發現滿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鈴鐺一樣。”
1990年9月22日成都
三毛與肖全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個月后，三毛自殺了。
她沒有留下遺書，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她的生命永遠留在了48歲。
經歷過人生種種境況，才知道生活的卑鄙與殘暴，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在重重迷霧中，紛紛覺醒，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朦朧派詩人莫屬北島。
對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島，也許受其父親影響最大。
北島的父親趙濟年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茅盾、張恨水、魯迅的書粉，可見其讀書種類之雜。
他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北島自幼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自然成為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父親是他文學記憶的起點。
年輕時的北島與父親
物質與精神同樣饑餓的少年時期，試圖反抗秩序的文革時期，也一直是他身上揮散不去的人格起源。
1969年，北島高中畢業后，到北京城建公司當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過著日復一日枯燥無味的生活。
直到1970年春天，當北島和幾個朋友在頤和園劃船時，有位朋友在船頭朗誦食指的詩，給他強烈的震撼，隨后開始寫詩。
北島
在正式寫詩前，他獨自到海邊生活了一段時間，因而之后他的詩中充滿燈塔、島嶼、船只的意象。
“悲哀的霧
覆蓋著補丁般錯落的屋頂
在房子與房子之間
煙囪噴吐著灰燼般的人群
溫暖從明亮的樹梢吹散
逗留在貧困的煙頭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烏云”
在北島離開建筑工地時，好友芒克來到白洋淀插隊，次年也開始寫詩。
1976年，芒克回到北京，兩年后與北島共同創辦文學刊物《今天》，他們找到一間偏僻簡陋的平房，將頭腦中的思想灌輸于破舊的油印機與紙張。
北島是民國生人，芒克是新中國生人。兩代人，就差一歲。
兩人的筆名，極具戲劇性。
芒克的筆名是北島起的，因單薄的外表，綽號“猴子”，便起了"Monkey"的諧音字。
北島的筆名是芒克起的，兩人有次在晚上騎自行車，芒克想起北島是南方人，但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時北島出了一本詩集《陌生的海灘》，里面多次出現小島，最后取筆名“北島”。
好友二人先后把《今天》雜志貼在各大文學報社的門口，還有各大高校。
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負責這件事的，是入學不久的陳凱歌。
陳凱歌，1986年，肖全攝
那年秋天，北島與芒克創立文學刊物《今天》，一個全身落滿黃土塵末，背著沾滿黃土的行裝，臉龐黝黑的年輕人，走進了西安建國路71號院的《陜西文藝》。
他是從延安大學前來報到的路遙。
路遙
03
路遙自小生活在一貧如洗的家庭環境中，衣衫襤褸，貧瘠的生存窘態，讓他不敢走到人前。
食不果腹、被人譏笑，成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記憶。
如此困頓的經歷，決定了他日后的創作主題，始終圍繞著農村的知識青年，如何生存的故事。
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這一漫長而復雜的過程，路遙的心中涌動著復雜的情緒。
大家從這個憨厚的年輕人身上，看見黃土高原的土氣背后，蘊藏著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1977年，《陜西文藝》恢復了刊名“延河”。
路遙有機會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導，他通過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遺產》，表達了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敬意。
路遙
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路遙多次為柳青掃墓。有一次，他在前輩的墓前輾轉多時抽煙沉思，突然跪在墓碑前，失聲痛哭。
那一刻，沒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1978年，路遙創作了六萬字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寄到各大刊物紛紛被退回，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經歷。
路遙心生絕望，想把自己寫的稿子燒掉，萬分掙扎后，他最后投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心緒極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
路遙
戲劇化的事情發生了。
沒幾天，路遙就接到了全國發行量最高的《當代》獨具慧眼的主編秦兆陽的親筆信。
秦兆陽熱情肯定其創作的同時，指出其不足，與他商量：可以就此發表，但如果愿意修改，請到北京。
路遙背起行囊，來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做了認真的修改。
路遙
1980年秋天，修改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發表在《當代》1980第三期，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這極大地提升了路遙創作的自信，他曾說：
“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
同年秋天，史鐵生腎衰竭初發，他在輪椅上已經坐到了第三十三個年頭，用過的輪椅也近兩位數了。
地壇的路面上，留下過無數的輪椅壓痕。
史鐵生
曾有人問史鐵生，是怎樣走上創作道路的。
他認真思考后，回答：“走投無路淪落至此。”
這不是自謙使然，21歲那年，史鐵生提前起進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
年輕的生命站著走進友誼醫院，躺著從醫院出來，當時的他絕望到極點，差點要跟大夫打架。
當年下鄉插隊時，他只是感到腰部陣痛，吃了藥物拖延著。回到北京前，史鐵生與好友一同登上了華山，這也許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壯舉。
那時他還不能預見到“透析”的未來，那時的北京城僅限三環路以內。
史鐵生躺在病床上
04
兩腿初廢時，史鐵生曾暗下決心：這輩子就在屋里看書，哪兒也不去了。
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勸說著把他抬進院子，一見楊柳和風，他的決心即刻動搖。
之后又有友人們常探望，帶來大世界里的種種消息，史鐵生的心就越發地活了，設想著，在那久別的世界里搖著輪椅走一走大約也算不得什么丑事。
路無法再用腿去走，只能用筆去找。
史鐵生
1981年，史鐵生發表處女作《秋天的懷念》紀念去世的母親，震驚文壇，他心想：如果母親能再多活兩年，就能看到了。
“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自從那個下午我無意中進了這園子，就再沒長久地離開過它。”
之后頗負盛名的《我與地壇》，承載著史鐵生最后的自我救贖。
史鐵生在地壇公園
地壇與他建立了某種關系，史鐵生坐在其中，凝望著無需言語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傷痛是如何不足為道。
他的一腔笑意下，盡是愛與真誠，沒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壇的氣場撫平了史鐵生內心的痛苦。
史鐵生
史鐵生經歷人生的轉變時，余華在忙著對付別人的牙齒。
這年，是余華做牙醫的第五年。他觀看了無數張開的嘴巴，拔掉了一萬顆牙齒。
那無數個張開的嘴巴，讓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煩悶與無聊。后來，他在散文里寫道：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彼時，與無數顆陌生的牙齒打交道的余華，不會想到，14年后，自己的小說《活著》會讓導演張藝謀大放異彩，并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不可磨滅的一筆。
百無聊賴的日子里，他開始寫小說，1983年，余華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志喜歡上了他寫的小說《星星》。
這次改稿回來后，余華如愿得到了在海鹽縣文化館工作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他夢寐以求了很久，因為可以喝茶、看報。
年輕時的余華
三年后一個冬日的下午，他在浙江海鹽一間臨河的屋子里，意外讀到了卡夫卡。
生活的本質是荒誕的，那種帶有先鋒性質的寫作方式，沖擊著他的內心。
余華說：“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
隨后，受卡夫卡影響，26歲的余華完成了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文字鋒利卻不見血，讓人直視其筋肉組織。
余華
很快他就贏得了魯迅文學院的關注，邀請他到創作研究生班學習，并調到了嘉興文聯，當時他的同學中就包括莫言，兩個人住在同一個房間。
彼時的莫言已經發表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轟動。1988年，由張藝謀據此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紅高粱》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兩人第一次相見的場景十分有趣，自小在農村長大的莫言見到黑黝黝的張藝謀，以為他是村里的生產隊長，頓時心生好感。
“我對張藝謀了解了一番，他擔當攝影的《黃土地》我很喜歡。”
張藝謀與莫言
開拍之前，莫言把劇組的所有人都請到自己家里去，有張藝謀、鞏俐、姜文，也有顧長衛。
因為高密農村的一片高粱地，他們聚到了一起。紅高粱有特別的語境意義，就算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經歷多少風吹雨打，都能埋頭成長，生生不息。
莫言、姜文、張藝謀三個男人光著膀子合了一張影，鞏俐站在旁邊笑靨如花。
由左到右：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
當時這幾個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日后將成為影視界的重要人物。
那一年，張藝謀37歲，莫言32歲，鞏俐22歲。
當時這幾個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日后將成為影視界的重要人物。
更沒有人知道，多年以后，莫言將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
電影上映后，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幾毛錢的情況下，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張。
37歲的張藝謀憑借這部電影，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時刻，一片高密的紅高粱連接了他與土地，也讓他讀懂莫言。
張藝謀
05
1994年，張藝謀又改編了一部經典小說作品《活著》，作者是余華。
他用主人公福貴自述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巨大時代背景下個人將茍活作為唯一生活目標的慘況。
悲劇接踵而至，令人無法喘息。
在余華的作品里，經常會有血腥、絕望的場面，他一反之前文學世界里的溫情脈脈和梨花帶雨，而是將悲痛最大化。
張藝謀看中了這部小說里通過福貴一生經歷，反映那個時代中國人命運的深刻寓意。
最終，余華的小說《活著》被搬上了國外電影熒幕，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一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大獲全勝。
1994年電影《活著》劇照
福貴（葛優飾）與家珍（鞏俐飾）
當時只有29歲的鞏俐，將樸實的家珍演繹得讓人心碎。
在她的眼淚與笑容中，我們看見了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
1994年電影《活著》劇照
家珍（鞏俐飾）
這部電影直接把張藝謀推到了“第五代導演”的主導地位上，讓福貴的扮演者葛優成為影帝，也讓當時只有33歲的余華名聲大噪，他成為先鋒派作家的領頭人。
在80年代的文壇，總有人將余華與路遙的作品拿出來探討一番。
這兩位作家都擅長描寫農村題材的小說，不同的是余華親眼看見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路遙卻沒那么幸運。
他的創作之路，漫長而崎嶇。
1979年，路遙告別妻兒，告別了西安，遠赴延安甘泉縣，開始創作給他帶來更大自信的《人生》。
他在甘泉縣招待所創作的經歷，幾近瘋狂。每天工作18個小時，分不清白天與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
路遙的朋友去看他，只見房間煙霧彌漫，房門后的鐵簸箕里盛滿了煙頭，桌子上擺著硬饅頭，還有幾塊碎點心。
屋里的這個人，頭發蓬亂，眼角通紅。
艱苦寫作中的路遙
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路遙經過21天的苦熬，如同產婦分娩，他十三萬字的《人生》誕生了，小說描寫了一個農村知識青年的曲折經歷。
小說中的高加林、劉巧珍鮮活地走了出來，看似是愛情故事，但路遙要表達的是新時代對年輕心靈的沖擊與產生的靈魂騷動。
鄉村道德與現代意識，感情糾葛與理性判斷，個人生活與人生選擇間產生的悲劇沖突，旁觀者看到的是命運的哀嘆，更是對現代意識的詰問。
在文壇有所建樹后的路遙說，寫小說并不比種地的農民高貴。
“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并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
路遙與陜西的老百姓在一起
這部小說在《收獲》上發表后，在全國引起巨大轟動，獲得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
路遙生活清貧，去北京領獎的路費湊不齊，他打電話給在銅川礦務局的弟弟王樂天，借了500元應急。
借錢到北京領獎多么諷刺，上火車前，路遙罵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便頭也不回地走進了火車站。
06
彼時的路遙在文壇已經是炙手可熱的存在，然而他依然想要往前走，“不能讓人們僅僅記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春夏秋冬，時序變換，1985年秋天，身背使命感的路遙，在陳家山煤礦由會議室改造成的工作間里，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漫長創作之旅。
路遙《平凡的世界》手稿
那時沒有電腦。寫作，要用筆，一筆一劃地行進。
那幾乎是玩命式的寫作，在與老鼠為伴的艱苦環境里，他每天寫上十幾個小時，在凌晨兩點到三點入睡，有時甚至延伸到四點五點。天亮以后才睡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最終，《平凡的世界》一共三部終于完成，總字數超過100萬字，這部小說耗盡了路遙所有的心血，這是他用命換來的。
當他劃上全篇的句號時，索性把手中的那只圓珠筆扔到了窗外。
這個39歲的陜北大漢把自己關在衛生間里，放聲大哭，他看見鏡子里的自己兩鬢斑白，淚流滿面。
六年的時間，這種苦行僧似的寫作方式，已經讓路遙的身體走向末路，他開始大口吐血。
路遙
他曾經如此描述自己的狀況：
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吸進一口氣就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
“我第一次嚴肅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見，死亡的陰影正從天邊鋪過。我從未意識到生命在這種時候就可能結束。”
嘔心瀝血創作的小說，卻遭到了評論家們的全盤否定，當時中國文聯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印刷了3000冊，基本無人問津。
他灰心不已，為了這部長篇小說，路遙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境況。
病床上的路遙
他曾說好的作品最后要經受的是歷史的考驗，然而1992年11月17日，路遙因肝硬化腹水醫治無效在西安去世。
那年，他才42歲。
路遙將自己的身軀與精神，永遠留在了那片黃土地中。
他明白自己在生命與寫作之間，選擇了什么。
如果路遙還活著，當他得知《平凡的世界》已被選為學生必讀的文學作品，也被拍攝成為熱播的影視作品后，那消瘦粗糙的臉上，是否會有兩行清淚。
一代人的到來，不是憑空而起，在這其中莫言是幸運的。
路遙與莫言
如今距離電影《紅高粱》拍攝成功已經過去了34年，諾貝爾文學獎讓他聲譽斐然。張藝謀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導演之一，被奉觀眾們為“國師”。
那片紅高粱卻漸行漸遠，那些貧瘠的山河愈發荒涼，時代變幻，那么純粹的日子就像電影一樣結束了。
1987年，張藝謀在高密的紅高粱地拍攝《紅高粱》
07
馮驥才的文學之路，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的。
東城區朝內大街166號，是他一生中注定要背井離鄉在此生活近兩年的地方，他在這里開始了“借調式寫作”。
1981年，39歲的他在寫給老社長嚴文井的信中說：
“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培養起來的作者，數年前，我是拿著一包粗糙的、不像樣的稿子走進朝內大街一百六十號的。那時，我連修改稿子的符號和規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編輯們一點點教會我的，他們把心血灌在我筆管的膠囊內。”
年輕時的馮驥才
他珍藏著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記著的人物，馮驥才是個懂得感恩的人，也是“文革”后第一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拿到稿酬的作家。
他每天擠在由辦公室改造成的房間里寫作、睡覺，吃著食堂便宜的五分錢一份的炒菠菜，偶爾到社門口面館吃一頓三角五分錢的肉絲面，已如富翁般滿足。
總編輯見一米九大個的大馮生活過于清苦，特批給他每月十五元的補助，他終于可以吃食堂一角錢的紅燒茄子或洋蔥炒肉片了。
馮驥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日子很艱苦，也很快樂。
不寫作的時候，與作家們在樓道里打乒乓球、斗斗嘴，或者到院子里的籃球場比賽一場，其樂融融。
在修改后的《義和拳》上下冊終于出版后，馮驥才破天荒地領到三千三百元的稿費。這對于每月工資五十五元的他來說，算得上是一筆巨款。
那時，他最大的煩惱是人太紅，每天收到讀者的來信太多。
很多讀者把馮驥才當作最信任的人，往往信的開篇是這樣開始的：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他看過太多秘密后覺得心不安，于是寫了一篇《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職責就是“回答時代向我們重新提出的問題”。
馮驥才承認自己有兩張面孔。
他不回避寫作的批判性，也不回避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三寸金蓮》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兩部小說語言風格迥異，都是他。
如今，已是79歲的馮驥才依然沒有封筆，他用飽滿的熱情創作了小說《藝術家們》。
書中有著與他相似的童年，有同樣的物質匱乏。一碗飯、一瓢水，在陋室，馮驥才找出榨菜，配上粗茶，這樣的助興足矣。
馮驥才最愛蘆花，家中就掛著自己的蘆花畫作，歷經過灰暗的他，作品中總是充滿溫情。
白巖松不解，曾經向其發問，馮驥才說：“太陽是黑夜下的蛋。”
那是80年代，與世界接軌的各種思潮，與被禁錮的思想抗爭，馮驥才曾說：
“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結。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
08
時間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臥軌自殺，北島遠赴國外，芒克改行畫畫……
這些有趣的人構成了80年代的中國文人群像，正因短暫，所以人們每當念及時，才會唏噓感嘆。
由左到右：顧城、舒婷、謝燁、北島
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他們擁有不同的人生與命運。這些作家詩人的悲歡離合恰是一代人的真實感受，關于青春，關于理想，關于生活。
詩人已經死去，詩歌逐漸腐爛。那些有血有肉的過往，成為記憶，逐漸被畫上休止符。
芒克覺得人不應該把寫詩當成職業，如果有想表達的東西，寫就完了。“因為人不能永遠處于詩意的生活狀態中，現實生活挺殘酷的，要忙于生活。”
一個時代結束了。
“我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再次回到闊別了十三年的北京后，北島哀嘆不已。
他是一個歸來的陌生人。
多年后，北島在《履歷 北島詩選 1972 - 1988 》的序言中，仍然持有自己的那份風骨，如同他在《回答》中反復向所處時代吶喊的：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72歲的北島心底深處始終有一盞不滅的僅屬于自己的燈，此生多寒涼，此身越重洋。
漂泊多年后，他倔強地否認著落葉歸根的故土情結。
好友芒克彼時已不再寫詩，畫家是他的新身份，回想起80年代初與北島一起創辦的《今天》，他說：
“《今天》還沒來得及成熟就夭折了，或者說被扼殺了。盡管后來在海外復刊令人高興，但其生存的意義已經是另一回事了。任何東西，當它消失時也就結束了，再出現時已是一樣新東西。”
芒克
芒克很容易滿足，物欲極低，能吃飽飯就可以了，對于遙遠過往的故事，他總是輕描淡寫。
在他看來，詩歌消亡與否已和他關系不大，既然每個人都還活著，就都算幸存者。
這是他想要的今天。
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身背吉他、雙眼緊閉的崔健，唱完《一無所有》后，給那個干涸的歲月里，帶來某種覺醒。
回想那一夜時，他說：“太容易了，好像被時代賄賂了。”
崔健
之后，崔健讀到了北島的《我不相信》，內心備受震撼。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由左到右：崔健、北島、芒克
崔健不喜歡談論80年代，他毫不掩飾地說：“我討厭。”
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的晚上。
看過世態炎涼的芒克，回看那個遙遠時代發生的種種，他的回答總是不攜風也不帶雨，平和妥帖。
芒克
1998年，史鐵生的腎病愈發嚴重，最后惡化為尿毒癥。他拒絕接受命運的安排，沒有轟然倒下。同年，他的長篇小說《老屋小記》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那年冬天，北島回到國內，約了一幫昔日好友，前去探望史鐵生。
他們在街上看到有賣羊頭肉的，想著這吃食是史鐵生這小子的最愛，定要買兩斤捎帶到他家里去，如果他在家就聊一會，如果他去醫院做透析了，就把肉掛在門把上。
“掛在門把上”這一舉動，讓人倍感親切，他們是從同一年代走來的同路人，這種情誼不可替代，讓人眼眶溫熱。
史鐵生與妻子陳希米
北島他們敲了敲門，史鐵生的妻子陳希米打開了門，他在家。
看見一群昔日好友，史鐵生笑得很開心，他們圍成一個圈，擠著坐在一起，聊慰回不去的美好年代，還有一起經歷過的雨雪風霜。
那個房間很小，大家腿挨著腿坐著，有那么一瞬間，仿佛80年代的歲月又回來了。可聊起各自近況，大家心知肚明：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回不去了。
前面為北島和舒婷
09
北島九歲那年的春天，他曾跟隨父親前往北海公園游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陣陣寒意襲身而來。
父子二人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后門兩三百米處，北島的父親放慢腳步，環顧游人，突然對兒子說：“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們。”
北島愣住了神，抬頭望著父親，很久沒有緩過勁兒來。
多年之后，他寫下那段著名的詩句：
“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北島
80年代的文人們在新舊嬗替的變化中的種種面容，構成一部宏大的敘事，時間縫隙中的清白臉龐，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鐵生去世了。
距離他60歲生日，還差5天。生前他早已寫好遺愿：“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器官捐獻給醫學研究。”
那是一個寒冬，窗外冷風吹得毫無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飄起了雪花。
左二為顧城，右一為北島
人隨風飄蕩，天各自一方。
轉眼離創辦《今天》刊物雜志過去四十多年了，已75歲的芒克不是個懷舊的人，也不再寫詩，面對想要窺探80年代的后生，他說：
“我從來不會懷念任何年代，我覺得現在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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